通過對地理學的歷史、體系及特 性的分析 ,表明現代地理學的邏輯演化、發展趨勢的同一性 ,即地理學必然朝著地理哲學與統一地理學的方向發展。下面是小編蒐集整理的相關內容的論文，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摘要：文章在梳理國內外主要人地關係理論的基礎上，以中外各種人地關係論的提出時間為基點，探討了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產關係的時代背景，並從哲學角度對當時人地關係的實質進行概括;指出在評價某一種人地關係理論時，不能片面地說其對或者錯，而要放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係背景下進行綜合考察;提出未來的人地關係思想可能會演變為一種新型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和“人定勝天”思想。
關鍵詞：人地關係論;歷史軌跡;哲學思考;預測
自人類自產生以來，人類便和地理環境之間通過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形成了對立統一的人地關係，由此產生了相應的人地關係論，並影響著人類活動的方方面面。通過對人地關係論演變的歷史軌跡的哲學思考，我們可以探討未來人地關係的價值取向。
一、國內外主要人地關係論梳理
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可以認為是一部人地關係的演進史。在漫長的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形成了各具特點的人地關係理論。在傳統人地關係中，中國古代形成了以天命論、人定勝天論、天人合一論等為代表的人地關係論，尤其是“天人合一”論對人地關係的發展演變影響深遠。西方學者對人地關係的認識也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早期既有上帝主宰一切的思想，也有“把地球作為人類的家鄉來研究”[1]的觀點。文藝復興以後，J.博丹和孟德斯鳩等學者開始關注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重點研究了氣候條件對人類活動的作用[2]。近代地理學的開山大師AlexandervonHumboldt和KarlRitter對人地關係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Humboldt強調地表事物的整體研究，即地理學不僅關注人類社會活動，還要探討地表各自然現象;Ritter認為“地理學研究的目的，要求人們將其活動及其空間作為一個統一的舞臺，因而，要敘述的不僅僅是這個舞臺本身，而是其與人的關係”，主張通過研究自然現象對人類社會發展的作用來探討地理學的人文方向。這些思想為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德國地理學家F.拉採爾詳細探討了居民分佈、人口遷移和民族性格等對地理環境的依賴關係，並引入C.R.達爾文的生物進化思想，提出各地區人類活動受到地理環境的嚴格限制。這種思想被美國地理學家E.C.森普爾等廣為介紹，將其發展成為環境決定論[2]。20世紀初，法國地理學家P.維達爾•白蘭士等進一步發展了人地關係理論，提出或然論(可能論)的思想，指出要重視人類在適應和利用環境方面的能力;其學生J.白呂納深入研究了該理論，提出“心理因素”在人地關係中起著關鍵作用。此後，西方地理學界相繼出現了適應論、生態論、環境感知論、文化決定論、和諧論等著名的人地關係理論。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地理學計量化的發展，人地關係理論又取得了新發展。在生態論和文化景觀論基礎上發展形成了地理系統論，該理論強調人類社會系統和地理環境系統及其之間的動態聯絡。
二、各種人地關係論的時間起點研究
2.1原始採集狩獵時期的人地關係。這一時期沒有產生人地關係的思想理論。大約在200萬年前後，人類以小規模的群體即部落形式散佈在地球上。由於處於人類的形成階段，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採集、狩獵是部落人群的主要生活方式，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文明採集文明得到創造和發展。但受生產力水平限制，人類與基本沒有改造和支配自然的能力，人與其他生物融洽共處。這一時期人地關係表現的最為微弱，甚至可以說是自然在掌控者人類，人類只能依附於自然環境。
2.2農業文明時期的人地關係。這一時期的我國的著名觀點有：最早見於殷虛卜辭之中的“帝其令雨”和“帝其令風”等記載[2]，強調天氣晴雨變化和收成好壞都是由“天”定的。管仲在《管子•地員》中指出：“地者政之本也，辨於土而民可富。”老聃在《道德經》中寫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軻強調：“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況認為：“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強調自然規律是客觀存在的，人類可以通過順應自然規律達到“有其治”的效果[3]。國外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古希臘著名學者希波革拉第在《論空氣、水和地方》中專門論述了人與自然的關係;柏拉圖《國家論》中闡述了理想國的'基本構想，認為對國家最有利的公民數量為5040人;亞里士多德認為“最完美最美麗的國家，就是能夠維持人口數目使之不超過一定限度的國家”[4]，即一國的人口規模應當和土地規模相適應。在農業文明時期，隨著人口數量增加和人類生產、生活技能的提升，人類逐步從崇拜自然過渡為改造自然，由原始的依賴自然而直接消費變為自己生產而後消費。並且隨著人類對自然改造力度和廣度不斷擴大，人類活動對自然的作用強度不斷加大，這時候已經開始產生小範圍的生態破壞，例如水土流失等環境問題已經開始顯現。相對於原始時期而言，農業文明時期的人地關係中的力量對比已經在開始轉變，人地關係中人的地位和影響力越來越大，而自然的力量卻相對的在減小[3]。
2.3工業文明時期的人地關係。這一時期的主要觀點有：地理環境決定論、可能論、人類中心主義、適應論、生態論等。其中，地理環境決定論認為地理環境對社會發展起決定作用;可能論強調人類對地理環境提供的可能性的適應和選擇能力;人類中心主義則把人類視為自然界的主宰，認為人類完全可以控制自然;適應論則強調人類對自然地理環境的適應和人類與地理環境的協調;生態論主張研究人類對地理環境的反映，側重探討人類在空間上的關係。工業文明時期，生產力得到迅速發展。在工業化初期，機器代替了大部分體力勞動，生產力有了很大突破，對自然資源(包括土地資源、能源、礦產資源)開始進行掠奪式開發，人地關係性質有了新的變化。人類對自然開始進入到改造征服階段。到工業化中期，科學技術取得進一步發展，人地系統中人類與環境的對抗性表現非常突出，結果出現諸如資源短缺和環境汙染等問題。特別是到20世紀中葉，人類進入到工業化後期階段，工業化在全球迅速擴充套件，導致了資源枯竭、生態破壞、環境質量下降，同時也出現了全球規模的人口快速增長和社會經濟發展不均衡現象，人地矛盾異常尖銳，人類生存的環境受到嚴重挑戰，人地關係的不和諧已開始震驚人類[4]。
2.4後工業文明時期的人地關係。這一時期的主要理論有：和諧論與可持續發展理論。和諧論的核心觀點是人地關係應當“和諧”，強調人類在順應自然規律，科學利用地理環境的同時，要對不協調的人地關係進行優化調控，實現人地系統的良性互動。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的概念最早是於1972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合國人類環境研討會上提出。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系統闡述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並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可持續發展理論是對傳統發展理論的創新和反思，強調區域發展中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相互協調，工業文明時期，人類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人們開始意識到單純以追求經濟增長為目標的粗放式發展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新時期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在以資訊革命為標誌的後工業文明時期，人類社會的組織管理機構和生產生活方式及思維習慣等都產生了一系列變革，資訊科技的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提高資源利用水平，同時人類對人地關係的認識進一步提高，開始利用高新技術等對人地關係進行模擬監測和優化調控，促進人地系統向和諧方向演進。
三、對人地關係理論的再認識
從對人地關係研究的各種流派來看，可將人地關係理論歸納為三類：①強調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作用，以地理環境決定論為代表;②主張人定勝天，忽視或貶低自然環境的作用，以唯意志論、生產關係決定論等為代表;③關注人類社會與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重視人地關係的協調與適應，以適應論、或然論、生態論和人地協調論等為代表。人地關係理論的形成與發展不僅受到特定歷史條件和生產力水平的限制，同時也受到個人世界觀和生活經歷的影響。因此，在每一歷史階段都有特定的人地關係思想產生，即使是在同一階段也會有很多側重點不同的人地關係理論，且每一種理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侷限性。所以在評價某一種人地關係理論時，不能片面地說其對或者錯，而要放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係背景下進行綜合考察。
參考文獻
[1]趙榮,王恩湧,張小林,等.人文地理學(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地學史組.中國古代地理學史[M].北京:科學出版社,1984.
[3]香寶,銀山.人地系統演化及人地關係理論的考察[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0,10(專刊):1-2.
[4]蘇廣實.淺析人地關係及其與可持續發展的關係[J].廣西教育學院學報,2007(3):98-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