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過對制度分析的整體主義方法的淵源、內容等的闡釋，揭示了這一方法的本質及其侷限性，認為把馬克思經濟學的制度分析方法簡單歸結為整體主義方法是不科學的。
關鍵詞：老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整體主義；個人主義
制度經濟學有兩個典型學派，即以科斯、諾斯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派和以凡勃倫、康芒斯等為代表的老制度經濟學(Ol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派。他們都以制度分析為核心，以人和制度的關係為主線，對制度的起源、變遷及其對經濟的影響展開分析。但在方法論上，他們被認為是截然對立的，前者被歸結為個人主義方法，後者被認為是整體主義方法。由於對制度分析方法的這種二分法，國內外一些研究者在分析馬克思的制度理論時，也往往籠統的或者將其歸結為個人主義方法，或者將其歸結為整體主義方法。筆者認為這兩種歸結都是對馬克思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誤解。
事實上馬克思對制度的分析方法既不能簡單認為是整體主義，也不能歸結為個人主義，他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辯證法。為什麼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不能簡單歸結為整體主義或個人主義?要說清這個問題，必須對個人主義和整體主義方法的綱領和實質有一個清楚認識，這是對制度經濟學深入研究的必要前提。對於制度分析的個人主義方法論與馬克思方法論的區別，筆者已有探討。因此，本文將集中探討整體主義方法論的由來、特徵、方法論本質及其侷限性。
一、制度分析的整體主義思想的淵源
“整體主義”(Holism或Wholism)作為一種思想，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內容，對它進行全面考察是困難的。正如對整體論思想頗有研究的美國學者菲立普指出的“要從文獻中找出關於整體論中心思想的明晰表達是異常困難的，而對這些思想的評價也存在著相應的困難。”基於此，本文只從對經濟學方法論產生影響的視角對整體主義思想加以考察整體主義思想是與個體主義思想相對而言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關於“一般”和“個別”的論述，其中，柏拉圖的“理想王國”就是用整體思想構建的。到了中世紀，整體與個體之間的關係演變為經院哲學的“實在論”和“唯名論”兩種思潮。實在論者認為，整體先於個體而存在；而唯名論者則認為，只有個體才是真實的存在。儘管這種爭論是為了論證教權與皇權哪個更高的問題，但無形中卻對後來的整體主義與個人主義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影響。
不過，一般認為，比較系統的整體主義思想是伴隨著近代科學的發展而逐步形成的。這是因為，自從15世紀下半葉真正的自然科學開始發展以來，人們開始對自然界的各種過程和事物，分成一定門類進行研究，這種方法雖然使自然科學獲得了極大發展但同時在方法論上，卻產生了孤立、片面、靜止看問題的習慣。這種方法被培根和洛克從自然科學中移到哲學中後，就造成了幾個世紀所特有的形而上學思維這種思維的最大缺陷是用孤立的、靜止的觀點看問題。但隨著科學的發展，尤其是隨著物理學的能量守恆定律、生物學的進化論、細胞學等理論的出現，對人們的認識論產生了重要影響，使人們認識到：“整個自然界，從最小的東西到最大的東西，從沙粒到太陽，從原生生物到人，都處於永恆的產生和消失中，處於不斷的流動中，處於不息的運動和變化中。”從而使人們必須從聯絡的、發展的觀點考察事物。於是人們開始對自然科學中的機械論和哲學界的形而上學方法論進行反思。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較為系統的整體主義思想，其中自然科學中的“有機整體論”和哲學中的“辯證聯絡論”最具代表性。“有機整體論”認為事物不是簡單要素之和，而是有機整體，要認識有機整體或系統的性質，不能依據部分屬性對他們進行解釋。同樣，社會組織行為不能還原為個人的思想和行動。“辯證聯絡論”認為事物是彼此聯絡的整體，孤立的看其中的一面，沒有價值或意義，必須從對立統一中對事物進行整體考察才能認清其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