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國家宗教（state religion）的狀況，在宗教學界、史學界迄今未見全面系統的闡述，上古時期的國教狀況更是鮮有專門討論。任何形態的國家都需要理論上的支援，這種理論在後人看來往往與國教信仰密不可分，而國教信仰通常又與特定的國教結構有關。關於商周時期的國教信仰狀況，筆者在過去的研究中已略有涉及①，茲專就商周國家結構與國教結構試作探討。
一、國家結構：親族與國家
受秦漢以後大一統現實的影響，人們往往把上古時代的國家想象並構擬成一箇中央集權的國家。司馬遷作《史記》，夏商周三個王國的興衰便被描繪成大一統王朝的更迭。當然，後人的構擬事出有因，上古文獻中早有此種傾向。《詩·玄鳥》中殷人稱“正域彼四方”、“奄有九有”、“邦畿千里”；《詩·北山》中周人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臣”。其實，商周時代的“溥天之下”“莫非王臣”，與秦漢以後的大一統國家是不同的。
根據近年來學者們的研究，商王國時期的國家是一種方國與方國的聯合體，有的學者把這種聯合體稱為“方國聯盟”，也有學者把這種聯合體稱為“部族國家”或“早期國家”②。所謂“部族”，是指由原始時代的部落組織衍變而來的、以血緣（族姓）聯絡為基礎的社會集團，它是中國國家的早期形式。商王國時代的部族很多，卜辭中大多稱之為“方”。商部族就是指子姓的殷人社會集團。
從殷卜辭反映的情況看，商邦與其他方國之間的關係具有兩重特徵：一方面是相互並存關係，另一方面商邦又凌駕於其他方國之上。先看並存關係。殷卜辭中有“比”字,林沄先生指出，這裡的“比”均作動詞用，是“親密聯合之義”③。殷卜辭中常見“王比某方伯”或“王比某伐某”的記錄，如：“貞，王比興方伐……”（《綴合》151）“乎比丹伯？勿乎比丹伯？”（《乙編》3387）“乙酉卜……令多子族比犬侯撲周甾？”（《前編》5·2·2）林沄先生認為，“卜辭確實反映出商代有許多方國和商王發生聯盟關係，可考知者已有鬼、而、井、昜、丹、犬、暴、攸、望……等方。 絕大多數這類卜辭都明確地涉及征伐，所以說，商代是存在方國間的軍事聯盟的”④。 在此認識的基礎上，再去審讀典籍中的有關資料，就不難發現當時方國聯盟的情形。《詩·長髮》述商湯伐夏桀的過程，“顧、韋既伐，昆吾、夏桀”。顧、韋、昆吾是夏王國的盟國。同樣，《尚書·牧誓》述周武王伐紂，其中也有“我友邦冢君”。《詩·皇矣》敘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伐崇墉”。“崇”是商的盟國，而“友邦”是周的盟國。另一方面，商邦與盟國間是不平等的。卜辭資料表明，商邦不僅“比”其他方國，而且有時也“令”其他方國。如：“癸卯卜，賓貞……令沚■■方？”（《前編》6·60·6）“庚辰，貞，令望■■■方？”（《京津》4386）“癸亥，貞，王令囗侯伐……”（《金璋》368）這裡的“令”，顯然是一種指揮與服從的關係。同時，商王作為方國聯盟的盟主，具有向盟國徵取貢物、巡狩盟國境地、仲裁方國間爭端和懲罰方國的權力⑤。 王國維早就推測說：“自殷以前……蓋諸侯之於天子，猶後世諸侯之於盟主。”⑥顧頡剛也說：“夏商所謂王，實則春秋所謂霸。”⑦今天看來，這是富有啟發意義的。
周邦推翻殷邦的統治之後，建立了一個新的方國聯盟——周王國。就大局而言，周王國與商王國的國家結構和性質並無根本差異，其不同主要在於“共主”的換替：周由小邦上升為“共主”國，商由“共主”國淪落為普通的邦國。周邦取得“共主”地位之後，當即與既存的方國確立了聯盟關係，後人將此一過程稱為“褒封”。所謂“褒封”不過是周王以天下共主的名義，與既存的異姓方國建立一種名分，組成新的方國聯盟。其所異者，周代文獻中大多將這些方國稱之為“諸侯”。與此同時，周人還“封建”了一批同姓諸侯國。周人為什麼分封同姓諸侯國？傳統的說法是“封建親戚，以藩屏周”。這種解釋雖可說通，但也有問題。因為周人的分封制度實際上一直延續到春秋時代而不衰，不但王室行分封，諸侯也行分封，甚至“大夫有貳宗”。單純用“藩屏”之說作解，顯然缺乏說服力。誠然，分封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從商周歷史的巨集觀過程看，分封也與部族的不斷衍生相關，是部族殖民的政治化。它源於氏族時代的氏族組織制度。
大體說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末年，周人分封呈現為兩個階段：西周時代是“天子建國”；春秋時代是“諸侯立家”。從部族人口分衍的角度看，“諸侯立家”是“天子建國”的下延和再版。然而，在當時“王土”、“王臣”觀念下，王國、侯國、大夫之傢俱有大致相似而又不完全相同的宗族政權特徵。
天子王國，是以王族為核心構建的最高政治實體或國家。名義上，王統治天下；實際上，王主要統治“王邦”。這種“王邦”與“王天下”的政治格局被人們稱為“內服”（王畿）和“外服”（畿外）制度。周代的“內服”、“外服”秩序展現為一個逐漸衰變的過程。西周前期，王朝對外服諸侯具有較強的控制力量。在周初的誥命中，周王對諸侯百般教誨，指示他們服從王的指揮，“勿替敬，典聽朕告”（《尚書·康誥》）。周康王在即位典禮時就訓示道：“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告。”（《尚書·顧命》）當時，許多諸侯國君都參加了康王的即位大典，表示堅決服從周王的調遣，稱：“一二臣衛，敢執壤奠！”（同上）到春秋初年，此種盛世已不復存在，“周鄭交質”乃一顯例。其原因，自其表言之，是諸侯坐大；自其裡言之，是宗族組織的成長壯大。宗族政治的基礎是宗族組織。在氏族制度下，一個氏族的人口發展到一定數量，就會從中衍生出新的氏族，原來的母氏族則成為胞族⑧。宗族組織作為氏族組織的次生形態，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著氏族組織的這一特徵。周初，王邦強大，新封的侯國力量微弱。後來，諸侯國力量不斷壯大，而王邦卻由於不斷的分封發展較慢。當諸侯國與王邦力量相互制衡的時候，彼此間的衝突在所不免。“諸侯爭霸”與王國代興有相似的一面。從宗族政治的內部結構看，政權的主體是宗族貴族，在王邦是王族。在王族內部，又進一步凝聚到“宗主”身上。在周王室內部，對國家政權的廝奪直接體現為對“宗主”身分的爭奪。春秋時期王室的內亂多導因於此。宗族政治的主要物件是庶眾，是貴族對庶族的統治，宗主對庶民的統治。《詩·國風》中的一些詩篇展現了庶民對貴族的怨忿情緒和依存關係。對異族來說，周王族與他們雖無血緣聯絡，但卻有宗教關係。在商周宗教信念體系中，王被認為是上帝的嫡系子孫，而普天下的人們都被認為是上帝的子民（等級身分較低）。因此，自上帝的角度而言，王族與異族、王與異族人民之間有一種神授的“準”血緣紐帶。它建立在這樣一種信念上：王族是上帝的“選民”，代表上帝統治天下。周王國所謂“內服”，實質上就是王邦——以王族為核心的政權和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