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 要：中國的“家國”與西方“城邦”（尤以希臘為例）是兩種不同文明滋生下的體制，同時也反映出中西方文明文化的差異性。通過中國“家國”文化和西方“城邦”文明差異展開剖析，分析“家國”與“城邦”兩種不同文化的構建成因，力圖挖掘出文化的背景的差異會滋生出截然不同的“家國”和“城邦”人員聚集模式，瞭解跨文化交際、中西文化對比學習的根本方法，以求得不同文化文明間的和諧與共識。
引言
中國的“家國”與希臘的“城邦”文化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這是由兩種不同的文明所決定的——農耕文明與海洋文明。兩種不同的文明形態導致了“家國”、“城邦”這兩種不同的社會體制。要想了解這兩種社會體制形成的根本原因，就必須追根於其中所蘊含的深層次意義，也就是其背後所蘊含的強大文化內涵。影響“家國”與“城邦”文化構建的成因是有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自然、生產生活方式、血緣意識、生活習慣、因素以及宗教信仰等等。在這些眾多因素中，自然環境是重中之重，是其他因素孕育發展的根源，也是影響這兩個文化系統的最根本的因素。
一、文化構建的影響因素
每個文化的形成都有其根源的，究其本源都要追溯到它所在的自然條件。人類社會的最初是沒有一個完整且系統的文化體系的，而是在其生活與發展過程中不斷積累一種全社會共同性質的意識形態，最終形成這個地區或者的文化。而影響人類社會最初發展的主要因素就是環境。早期人類必須學會適應環境、利用自然使得自身能夠完成“適者生存”的歷史使命，在此基礎上才能談什麼歷史談什麼文化；沒有這些，人類就只能從生命的長河中淘汰，而無所謂今天如此繁榮的人類社會。因此，決定各個地區人類的文化發展，就是當地的自然條件。中國的自然環境決定了其農耕文化的發展，希臘的自然條件成就了其海洋文化的孕育。
1.1中國的“家國”文化與自然環境及血緣關係
中國最早的文明發生於黃河流域，於是有黃河“母親河”的美譽。黃淮流域與長江流域是中華文明的兩大發源地。河流的灌溉，土壤的肥沃，奠定了中國以農耕作為主要生活方式。中國河流眾多，除了兩條主要河流黃河、長江以外，還有許多支流，比如淮河、海河、汾河、渭河等等，這些流域土壤肥沃，適宜農作物耕種，為早期中國人進行農耕創造了基本條件；同時，中國地域廣袤，可作為耕種的土地眾多，能夠滿足人們自給自足的生產。中國大部分地區處於北溫帶，氣候環境適宜，為農業耕作提供了很好的自然條件，古人通過精耕細作的小規模農業生產和手工勞動就可以使生活達到自給自足，所以人們安土重遷、牢牢依附於土地，這種心態使得中國的大多數家庭往往在同一地區世代繁衍聚族而居。正是在這樣的自然結構中，家庭作為最基本的生產單位的地位長久地保留下來，併成為為社會結構和家國體制中的一個重要元素。於是，“家國”的最初形態開始形成，並在以後的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得以發展。正是由於人們安土重遷，在一個地區就會形成一個家族式的生活部落。一個家族往往生活在一起，血緣成為很重要的紐帶，人們的親情意識也變得濃重。尤其是父系傳承下的家族關係與血親遠近更是密不可分。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一個家庭的嫡、長、別、庶的區分是特別明顯的且嚴格的，他們在這個家庭中的地位和待遇也隨之不同。比如在遺產的分配上“分長不分幼、分男不分女”，在婚配習俗上“長子不娶，幼子不娶”；在一些封建大家庭中，“旁支”往往地位很低，即使是兒子也被家庭中其他人看不起，等等。因此，有學者說，中國人的家庭“是個微型的邦國”中國的國家組織機構和政治制度正是由於家族宗法原則為核心建立起來的。
1.2自然、血親因素催生下的政治體制
“家國”一詞最先出處於漢朝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竹林》：“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這時的“家國”已經有了“國家”的含義了。自從夏朝開始“家天下”的統治，國家便不再是一個氏族部落，而成為了一個集中在某個家族或者說某個人手裡的一個政治統治體，是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進治統治的一個機構。統治者以“天下為家”的王位繼承，後來歷朝歷代都沿用這一制度，使中國真正進入了“家國”的政治體制。統治者視百姓為子民，視天下為自己之傢俬有。天下的所有權也是“父傳子，子傳孫”，整個國家也不再是單純的社會集合體，而成為了私人的管轄範圍。由於農耕文化的影響，人們安土重遷，這也方便了統治者進行統治，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社會的穩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正是家天下的一個寫照。同時，“家天下”的政治形式的形成，也標誌著中國“家國”文化的初步構建完成。
1.3藍色文明與海洋的磨礪
於中國的地緣形態不同，希臘作為歐洲文明的發源地，正位於南歐的地中海。這裡海岸線綿長曲折，海島眾多，陸海交錯，港灣林立，既沒有廣闊的草原，也沒有肥沃的大河流域。即使是進行農業生產，也沒有足夠的土地滿足人們生存的需要。加之這裡的氣候為典型的地中海氣候冬天溫暖潮溼、夏天炎熱乾燥，非常不利於農作物的生長，農業在這裡發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根本不可能自給自足。而這些星羅密佈的陸地之間唯一的紐帶就是藍色的海洋。為了謀求生存，人們不得不把眼光投向茫茫的大海。自然環境的限制，逼迫希臘人民走向海洋，去探尋生活的希望。而正是出於這樣的一種無奈，卻最終造就了西方海洋文明的燦爛。希臘周圍的地中海是一個半封閉的內陸海，位於北緯30°—50°之間，它有著獨特的水文性質，海內潮汐很小，海面很平靜。同時，它三面被大陸環繞，航行距離較短，加之周圍海岸線曲折，有很多優良的天然避風港，使得當時航海技術並不發達的希臘人民成功渡海成為可能。但是，海洋並不意味著生存的財富，它還帶有無盡的神祕與危險。這就意味著，希臘人向海洋要生活就必須擁有拼搏的勇氣和不斷探索的精神，這就與中國人安土重遷、保守求穩的觀念有著根本性的差別，而這也是由於兩者自然環境、因素所決定的。
而向海洋討生活就必須面對著未可知的危險與挑戰，這也不可能是每個人都能勝任的，因此出海航行的大多數都是年輕力壯的人，而大多數的老人和兒童就必定要留在家裡。這也導致了希臘不可能像中國那樣形成一個龐大的家庭體系，因此每個人對於血親的觀念也不像中國那麼濃厚。中國人注重的是“守家”：“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晉商無論在外面掙到了多少金銀，最終都要回到山西修葺古宅，擴充門面。這是一種文化根源下的“尋根”，同時也折射出深深的血脈情感。而對於希臘人而言，能否活著到達海洋彼岸還是一個未知數，自然也就不能考慮那麼多了。古典學者亞里士多德認為希臘城邦的興起是因為人類更早的兩種結合形式，即家庭和較大的血親團體，無法滿足其成員的合理需求。於是，希臘人開始了大規模的`海上航行，起初他們航海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貿易，而是通過海島活動進行掠奪，後來隨著人民生活意識不斷覺醒，他們開始利用本土的特產進行海上貿易。大海帶給他們的不僅僅是生活的希望，還有無盡的潛在危險。因此，這種出海就絕對不可能是全家老少舉家同行，就算是親屬結伴出行也有被分散的可能。於是人們分散到各地，與其他同樣來自各地的人們結合成一個新的社會團體。在這種情況下，親情、血緣關係就不可能像中國家族宗法那樣牢固。於是，以地緣為基礎的社會團體就取代了原來的氏族體制。這就為“城邦”文化的構建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