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從分析中西哲學中形而上學不可通約問題的原因，即西方對哲學概念的曲解和西方哲學的科學化著手，認為自古希臘開始的西方形而上學已不是真正的形而上學，而相對的非體系化的中國古典哲學更便於認知和與應用;指出“通約性”問題並非出現在中國形而上學系統內，而是由於西方哲學或形而上學自身匱乏完備性造成的。
【關鍵詞】形而上學 通約性 形上本體哲學
中西哲學的比較始終是一種頗具困難的工作，問題關鍵即雙方通約性(Commensurability)的可能與否。本文試圖從中西形而上學各自立場對雙方傳統中的部分問題加以討論：既考量西方比較哲學界的前沿成果，也強調漢語背景的最新形而上學思考;既吸收西方學界的前沿觀點，也探討其中隱在的問題。在凸現中國傳統形而上學根本觀念同時，發現比較哲學領域的最大通約性。
中西比較哲學中形而上學不可通約問題的本質
所謂通約性，借用集合論的說法，即A和B兩個集合有交叉。交叉部分便具備通約性，非交叉部分則不可通約。
對不同文化系統的哲學，西方比較學界相關通約性問題有以下幾種態度：傳統問題上的絕對與溫和的不可通約性態度，以及差異的傳統之間具有諸多共同性的觀點;非傳統問題上缺乏調節性的共通標準不可通約性態度，和中間立場的既不強烈秉持不可通約性也不認同完全共通性的態度。在形而上學方面，西方比較哲學界通常的態度是極端的，認為中國哲學的文獻常關乎“智慧”，屬“邀請性”的，西方哲學則是體系化論證和理論式的，雙方不可通約。①
形成中西哲學不可通約性局面的原因其實並非僅僅哲學自身的問題，更為尖銳的是，西方比較哲學界乃至整個西方哲學界對中國哲學的一種有意無意間的殖民化態度所造成的人為障礙。事實上，西方形而上學是不是真正的形而上學，或西方到底有沒有客觀本質的形而上學，才是雙方哲學間發生“絕對不可通約”的根本。
就中西方哲學的“通約性”而言，研究者所標榜的西方哲學體系化和中國哲學論證匱乏化的差異，其實完全不是哲學或形而上學進行中西比較時橫亙兩者之間的隔絕問題。正如愛因斯坦所說，體系化或系統化不過是一類模型或理論，自身就有相當大的侷限，在將它們與客觀現實相對應時，只能貼合部分自然現象而非全部。相反，恰恰非體系化的中國古典哲學才更遊刃有餘於認知與應用。說到底，導致西方哲學整體出現問題的根本原因有兩點：對哲學概念的曲解、②哲學的科學化。後者也被認為是哲學的形式邏輯本質化。③
中西比較哲學中形而上學的通約性“建構”
我們說了，造成中西形而上學不可通約的原因在於人的主觀態度，即人對“自我”態度的放大，它與人根本性認知能力上的差異並非必然因果，換言之，不可通約的結果是人對客觀真實存在性結果的極度輕視所造成，即對自身各種重要存在性經驗極端武斷否決的惡果。在這樣的態度下，人不僅不斷曲解哲學概念，還試圖以科學取代哲學。因此，要想建構中西形而上學的通約，必須斧正這兩方面問題。
“哲學”與“形而上學”的概念。在西方，“哲學”並非緣起“愛智”的含義而是與“智慧”同義，“智慧”又是什麼呢?梳理古希臘前蘇格拉底的哲學殘篇可發現，有觀點認為：智慧不僅是一種能力，而且還是能從根本上判斷宇宙根源的能力。概言之，“智慧，即明瞭一切的能力。”④對此，亞里士多德也表示認同。⑤但在漢語中，“智慧”源自佛教術語，是“開悟”者擁有的能力。這樣一來，赫拉克利特對“哲學”概念的調整，就從本質上產生了差異，它至多是對智慧的“試圖努力靠近或理解”而不是“獲得”，愛好智慧並不等於擁有智慧。所以有人指出，這樣的哲學已經從原初的客觀性立場“迫降”為一門主觀角度的“訓練性學科”，⑥雖然赫拉克利特“一切是一”的宇宙觀很純粹。
赫拉克利特之後，巴門尼德不僅提出了極其相似的'宇宙觀，還首先明確了“存在”的概念，並認為只有“存在”是不需要生產也不會毀滅的，“存在”是完整的、惟一的，也是無限的。⑦這也是黑格爾、海德格爾等人認定巴門尼德為西方“形而上學”鼻祖的原因。後者遺留下的殘篇包含兩部分：真理之路和意見之路。⑧至於當下西方哲學界把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奉為肇始，⑨無疑是一種“近視”。《形而上學》所研究的並非巴門尼德強調的“存在物存在”(being)，而且還把“存在物存在”的being當成了“存在物”本身，即beings。⑩我們允許在“愛智慧”的“哲學”發展過程中，衍生出相關學科，比如認知論、倫理學，但不能接受因為其他相關學科的衍生而割了“愛智慧”之“哲學”本質的後果。或者說，到了亞里士多德那裡，古希臘“愛智慧”的“哲學”就已經由“知道”退化為“猜測”了。亞里士多德的“是之為是”的科學被譯為漢語的“形而上學”顯然是個錯誤。這個錯誤的翻譯同樣反映了中國傳統形而上學在現當代的“變異”上。漢語的“形而上”所指與亞里士多德的“是之為是”之間，有著本質的不同：“形而上”謂之以“道”，“道”即“存在”(being);“是之為是”卻只是“公理”甚至僅僅是“原理”，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公理是最普遍的，是萬物的本原”，這樣的“是之為是”是“邏輯”不是“存在”(being)。
中國古代並沒有“哲學”的說法，當然也更談不上學科。“哲學”一詞進入漢語是轉譯於日語。不過，前蘇格拉底學者、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以及亞里士多德對“愛智慧”的“哲學”，都強調“是由整個有組織的知識所組成”的本質，這和中國古代先人大哲對待“知”與“學”，“習”與“用”的態度十分相似。也正是由於這樣的態度，亞里士多德在發展“愛智慧”的“哲學”過程中，過度使用了他所依賴的“物理學”，而且可怕的是他的物理學結論大多是錯的，因此必然導致了他“哲學”的錯誤。也正是在這一關鍵問題上中國古代先哲大智於這些西方哲學古人。本質地說，古希臘時期伊始，西方哲學就在整體上出現了科學化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