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提要：民事調解作為我國一項重要的法律制度，在民事糾紛化解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被被譽為“維護道德的最後一道防線”。隨著審判方式改革的深入，現行的調解體制是益暴露出它的侷限性和弊端。筆者試途通過對現行訴訟調解制度的分析，提出調解制度立法的構想。
2002年9月26日司法部和最高院分別出臺了《人民調解工作的若干規定》，在制度上對民事調解給予充分的肯定。以調解的方式妥善處理各類糾紛案件，對於化解社會矛盾、快速調節經濟關係，預防和減少訴訟，維護社會穩定具有判決結案方式所不可替代的優越性，長期以來，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特別是基層人民法院）大量適用簡易審理案件，取得了一定的社會效果。然而，對於民事調解的規定卻只見於我國《民事訴訟法》第85條規定，即：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根據當事人自願原則，在事實清楚的基礎上，分清是非，進行調解。立法對適用調解的受案範圍、程式等未作界定，與其他結案方式比較，無論是實體法還是程式法都太過寬範。
一、民事調解制度的發展歷史
所謂民事調解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的過程中，可以在查明事實的基礎上，根據自願和合法的原則，主持並促使當事人雙方達成協議協商解決的制度。調解制度作為解決糾紛的一種機制，是中國固有的傳統，在審判中佔有重要地位。
調解在中國有著優久的歷史，早在西周在銅器銘文中就有調處的記載，秦漢以來，調解成為司訴的原則，兩宋時期，隨著民事糾紛的增加，調處呈現制度化的趨勢。明清時期，調處已是臻完善，辛亥革命勝利後，孫中山先生大力引進西方法制，建立西方法制體系，但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沒有中國實行開來。建國初期，審判方式一直沿用抗戰時期的“馬錫五審判方式”，強調審判與調解緊密結合，直到1979年我國起草《民事訴訟法（試行）》時，將“調解為主”改為“著重調解”，1991年我國開始修訂《民事訴訟法（試行）》，明確了調解的原則為“自願和合法”，適用範圍包括一、二審、再審，使調解原則更加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訴訟調解的審判實踐，糾正了調解與判決販關係。近年來，隨著審判方式的改革，大量簡易審理的案件所佔比例逐年提高，如黑龍江省孫吳縣人民法院2003年收案996件，審結983件，其中調解結案413件，佔結案數的42%，2004年收案871件，結案856件，其中調解結案436件，佔結案數的50.93%，而兩個基層法庭所審理的`民事案件有七成為調解結案，由此可見，民事調解制度在人民法院解決糾紛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現行民事調解制度存在的缺陷
調解制度作為解決糾紛的一種機制，是中國固有的傳統，是享有“東方經驗”之美譽的法院調解制度，被視為法院行使審判權訴訟制度中佔有重要位置。其本質上是一種合意為核心要素的解決糾紛的方式，是私法糾紛領域的廷伸，是一種當事人主義。在審判實踐中，由於缺乏明確具體的規定，存在如下缺陷：
一是隨意啟動調解程式。合法是民事訴訟調解有效的前提，含概了程式合法、實體合法。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法院調解貫穿於審判程式的全過程，這意味著調解沒有獨立的程式。法官可以隨時組織當事人調解，啟動調解程式的隨意性較大，造成訴訟調解中法官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過於突出，有悖於當事人主義的調解原則，使雙方當事人訴訟權利受到一定壓制，當事人自由選擇糾紛解決方式的訴訟權受到侵害，同時也為“強制調解”、“恣意性調解”留下了廣泛的空間，失去法院調解所具有的獨特的公正價值.
二是調解無具體期限，限制當事人的上訴權。我國的法院調解制度所採取的是調審合一的模式，即調解和審判可以動態轉換，法官可以隨時主動地決定進入調解程式。較之判決，調解可以使法官在相對的時間內提高辦案數量、迴避法律適用，減少上訴案件，法官的風險最大化地降低，這無疑促使法官更多地適用調解。也變相剝奪了當事人的上訴權，限制了上一級法院的司法監督功能。我國《民事訴訟法》第89條規定“調解達成協議，人民法院應當製作調解書，調解書應當寫明訴訟請求、案件的事實和調解結果。……調解書經雙方當事人簽收後，即具有法律效力。”調解協議一經生效，即表明當事人之間的爭議已經解決，產生與生效判決同等的效果，除個別特殊案件(如調解和好的離婚、維持收養關係的案件)外，不得再行起訴、上訴，因而審判監督機制難以發揮作用。同時，由於調解協議或送達回證上的簽字屬於自願，當事人儘管可能無奈，但也只好忍氣吞聲。而且正是由於這種“自願”，除嚴重違反程式外，使當事人無法提出充分證據，從而導致再審的機會幾乎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