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外商投資企業股權轉讓如何課徵所得稅，是我國當前稅務實踐中的一個極富爭議的問題。對此，《涉外稅務》雜誌圍繞著楊力先生的《外資企業股權投資稅收籌劃之辨析》（以下簡稱楊文）（注：《涉外稅務》2003 年第2 期，作者：楊力。）所展開的商榷（參見李偉、李蘊《也談外商投資企業股權投資收益所得稅的有關規定》，《涉外稅務》2 0 0 5 年第1 期，以下簡稱李文），無疑是這一爭議的生動寫照。顯然，這樣的商榷對於澄清外商投資企業股權轉讓稅務處理中的一些誤區有著積極的意義。
不僅如此，圍繞著外商投資企業股權轉讓所得稅的爭議還提出了深層次的稅法理論問題，例如，應當如何理解並適用股權轉讓的所得稅規則，是否應當在判斷應稅交易時貫徹“實質重於形式”的原則；現行的股權轉讓所得確認規則本身是否存在瑕疵，等等。
從這個意義上說，由楊文所引發的外商股權轉讓爭議，提供了一個理想的視角來透視我國股權轉讓交易的形式與實質，並進一步檢討股權轉讓課稅規則本身。
案例之爭：三種不同的分析徑路
為分析之便，筆者將案情簡要概述如下：
A 出資80 萬元設立甲企業，擁有100% 的股權。經營一段時期後，甲企業的所有者權益為90 萬元，其中，實收資本80 萬元，盈餘公積5 萬元，未分配利潤5 萬元。然後，A 將甲企業的全部股權作價100 萬元轉讓給B.B 馬上將該股權作價110 萬元轉讓給C.對於上述兩起股權轉讓交易中應稅所得的確定，至少有三種不同的分析徑路：
第一，基於常識判斷，A 與B進行的轉讓是不同的交易。B 做了一筆股權的轉手買賣，100 萬元買進隨即110 萬元賣出，處置股權的收益為10 萬元。這是一筆最純粹不過的財產轉讓所得，理應全額計入B 的應稅收入中納稅。相反，A 作為原始股東轉讓股權，轉讓差價20 萬元（100-80）不全是股權轉讓所得，而是包含了一部分投資積累收益，應分別適用相關的稅法規則。
第二，楊文的處理方式。楊文依據《關於外商投資企業合併、分立、股權重組、資產轉讓等重組業務所得稅處理的暫行規定》（國稅發[1997]71 號，以下簡稱“71號文”）的有關規定：“股權轉讓價是指股權轉讓人就轉讓的股權所收取的包括現金、非貨幣資產或者權益等形式的金額；如被持股企業有未分配利潤或稅後提存的各項基金等股東留存收益的，股權轉讓人隨轉讓股權一併轉讓該股東留存收益權的金額（ 以不超過被持股企業賬面分屬為股權轉讓人的實有金額為限），屬於該股權轉讓人的投資收益額，不計為股權轉讓價”，對兩個股權轉讓交易進行了相同的稅務處理：從A、B 各自的股權轉讓價中扣除相當於甲企業保留盈餘部分的10 萬元（這是免稅的`股權投資收益），剩餘的轉讓價與成本價的差額作為股權轉讓收益，由此得到的結果是B 的股權轉讓收益為0，即沒有應稅所得。這一稅務處理顯然與常識相悖。
第三，李文的處理方式。李文不同意楊文的意見，認為B 有股權轉讓收益10 萬元，甲企業保留盈餘部分10 萬元屬於B 的長期股權投資的投資成本，而不能確認為B 的投資收益。這一結論，與常識理解是一致的。但是，李文用來反駁的依據是對兩項股權轉讓交易進行的財務會計處理程式，它無法解釋楊文所依據的稅法規則。而且在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逐漸分離趨勢下，財務會計程式更難以成為稅法上確認應稅所得的依據。
所有的討論還必須回到稅法本身來，因為楊文對B 股權轉讓交易的稅務處理至少從表面上看符合現行稅法71 號文—— B 在轉讓股權前也享有甲企業的留存收益部分。然而，楊文適用71 號文而得出的最終結果，與基於常識對B 的股權轉讓行為的判斷始終存在著無法調和的衝突。那麼，究竟是楊文對7 1 號文的理解有偏差，還是71 號文字身有問題？
怎樣理解71 號文：稅法規則的立法目的與意義
一般來說，股權投資通常獲得兩種收益，一種是投資人在持股期間作為股東從被投資企業分得的股息紅利，即“持有收益”。另一種是投資人最終轉讓或處置股權時，因轉讓收入高於取得股權的成本所獲得的收益，即“處置收益”。我國稅法採取了不同的處理原則：（1）對於股息（利潤）所得，投資方如果是外商投資企業，可以享受免稅待遇（參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第19 條，《實施細則》第18 條）；如果是內資企業，則適用抵免規則（參見《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企業股權投資業務若干所得稅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0〕118 號）。（2）對於財產轉讓所得，則需要全額計入投資方的應稅收入，繳納企業所得稅。區別處理的目的在於避免重複徵稅，因為股息上已經承擔了被投資企業一層的企業所得稅，不宜再在投資方這一層重複徵稅，而財產轉讓所得則只有轉讓人這一級的所得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