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而言，知識分子的思想命運是中國精神開合的晴雨表。九十年代的知識權力和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念分析的命題本身，使人很難限定於某個單一的領域，而對這一領域的不斷分割和尋繹其差異性，使這一研究域具有了思想史和學術史的基本格局。當然，如何從實踐進入，從文字進入思維，從表面多樣性進入深層本質性，成為知識分子研究的重要原則。就此而言，在現實的豐富語境中尋找思想的差異性和不確定性，並在知識話語範圍內發現造成九十年代知識分子精神定位諸多差異性的根本誘因，就具有了新的意義。寬泛地說，知識分子研究，是要使思想史擺脫其先驗的束縛，讓思想在消失了權威話語的"無名"狀態中展開，使任何一種先驗結構都不可能強加給主體以定在的形式。所以，使知識和知識分子從其話語那已經被命定的狀態中解救出來，從過去那種歷史意識的誤讀狀態中，甚至從封閉並失而復得的迴圈中解脫出來，才可能正當地發現知識實踐和知識分子主體的危機。直面這些問題，而非粉飾問題存在，在世紀末終於成為可能。
九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問題是眾多問題的焦點。在西方解構主義者提出"主體死亡"、"知識分子死亡"之後，中國知識分子確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他們面臨知識與市場、知識與權力、知識與歷史、知識與政治等多方面問題的纏繞，很難既做到獨立於任何權力話語之外，又不完全進入所謂的"涼心"的狀態而逃避現實躲進學術象牙塔。知識分子的這種尷尬狀況，在九十年代相當突出。
大體上說，中國20世紀幾乎每一代知識分子都遭遇到既相同又相異的思想命運問題。在知識分子的分代上有"四代說"、"五代說"、"六代說"，而我堅持"七代說"。所謂"代"的概念，並非是一般的生命體的換代，而是在時代意向、基本價值、知識譜系、關注問題等方面具有的根本性差異。從學術思想獨特性出發，將每代人不同於前代人的生存語境、學術背景、基本特徵揭示出來。
據此，我將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這一群體，大致分為以下幾個思想斷代：
一，"世紀七年級代"。
清末民初如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等，大致可歸為這一代。這一代國學底子厚，既對中國文化懷有深厚的感情，又具有相當深刻的文化生存危機感，在西學東漸的時代潮流中，借鑑西學以立論，堅持"中體西用"，並能在學術上獲得相當的成就。嚴復翻譯西學典籍，為中國輸入西方思想做了奠基性工作，然而其後期卻又重新退回到保守思想之中，臨終前說："中國必不亡，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這無疑給人以諸多可思可嘆之處。而這由西歸中的思想模式，竟也不期然成為20世紀知識分子思想的基本軌跡。
而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認為："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輩，即生育於此種’學問饑荒’之環境中，冥思苦索，欲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而已為時代所不容。蓋固有之舊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來之新思想，又來源淺觳，汲而易竭，其支絀滅裂，固宜然矣。" 不難看到，這種世紀初"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困境和希望，到世紀末的中國仍未根本性地解決。
章太炎自述其"少時治經，謹守樸學。……東走日本，盡瘁光復之業。殃掌餘間，旁覽彼土所譯希臘德意志哲人之書，……凡古近政俗之訊息，都野之情狀，華梵聖哲之義諦，東西學人之所說……操齊物以解紛，明天倪以為量，割制大理，莫不孫順。"（《菿漢微言》）對西學中學均相當精通，打通中西的學術意向也是十分明顯的。同時，章太炎的國學中心主義意識使其曾就翻譯日本著述致信羅振玉，其語言相當尖刻。"足下學術雖未周挾，……今復妄自鄙薄，以下海外腐生，令四方承學者不識短長，以為道藝廢滅，學在四夷。……今以故國之典，甚精之術，不自校練，而取東鄙擬似之言。斯學術之大蜮，國聞之大稗"。 然而，章太炎終未在思想上有突破性的開拓，除了其沉溺於經學中未及全面創新以外，恐怕其重思維論而不重價值論的變革也是其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