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新理性精神及其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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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新理性精神及其文學

重建新理性精神及其文學

在舊理性被普遍拋棄而與之逆反的非理性主義及其文學呈繁榮景象之時,中國一批睿智而極富責任感使命感的文學理論家們看到其背後存在的深刻危機,進行積極的創造性的理論思考與建構。因為新時期文學雖然取得了不少的成就:拓寬了文藝的表現領域,豐富了創作手法,文學主體性得到了確立。但是,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破壞舊的哲學和倫理,摧毀一切崇高、理想、傳統等元概念為代價的。非理性的本能,反文明的無意識、反統一性的差異和混亂,在某種程度上使中國文學陷入“荒寒”與“冷硬”(摩羅)的大漠。美學的迴歸最終又自動放逐,在價值多元的歡呼聲中呈現出價值迷失的惶惑局面。創作主體自動放棄價值中心領地不斷邊緣化,創作愈來愈成為“私人事件”,所謂“靈魂的工程師”“生活的導師”成為久遠年代的記憶。然而文藝的功用是在實實在在的發生作用,它影響著接受者干預著社會生活,這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事實。中國文學之現狀何以面對新的世紀?“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出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43]( P322)真正的文學“能教導人、引導人、鼓舞人”。[44]( P897)所以八十年代的中期以後,一種本著如此信念的文學理論家,提出新理性精神及其文學的主張。

概括說來,中國的新理性精神文學研究有以下幾種思路:[45]

以錢中文為代表的整體建構思路:新理性包涵以下三種內涵,首先是現代性,現代性不是具體目標而是一種走向敞開的未竟事業,它是一種科學進步的理性精神和啟蒙精神,是一種獨立自主與進取精神;第二是人文精神,在傳統人文精神視為明日黃花之時,論者認為有重塑人文精神的必要,它是人類安身立命的根據,文學應營造理想建立生存的意義和價值;第三是交往對話精神,確立一種寬容,對話、綜合、創新,同時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的具有一定價值判斷的亦此亦彼的思維。

第二種思路是新意識形態思路,以許明為代表。這一派明確表明是以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價值觀、方法論和社會觀為新的意識形態核心的理性建構,有意識地吸取本國的傳統文化和世界他國的優秀文化。精神上突出批判鋒芒,更加重視人類的基本價值的認同和對真善美的追求。實踐上要將任何作品納入批評的視域,從而在目標上將人類匯入健康積極的生活上來。

第三是以童慶炳、暢廣元為代表的文學文化思路。童慶炳認為文學作為人類文化的深層內涵,應該揭示人的自下而上境遇和狀況叩問人的生存意義,溝通人與人之間的思想情感以及人與自然的聯絡,憧憬人類的未來。這樣將文學的審美意義和文化內涵統一起來。暢廣元認為文化的核心是精神,而文學就根植於文化的精神之中。文學不僅要發現有利於人的文化智慧和文明因素,還要面對生活與之攜手並進,從而文學在價值上要建立適應人的發展的社會文化。

最後一種思路是文藝生態學思路,以曾永成、魯樞元為代表。他們從人與自然宇宙的和諧統一的起點出發,探討文藝生態學的建構。人是宇宙中生命的最高形態,但是“宇宙的統一精神”是任何一個物種不能違背的。人由於歷史上的高傲,偏離宇宙精神造成了巨大的生態災難。因此人類必須從根本上調整自己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文藝作為人的生命活動,它的.根本目的就是人本身。真正的藝術精神應是生態精神,生態文藝要求藝術家重建巨集大敘事,再造深度模式,為人類的未來樹立理想信念。

新理性已成為當代文藝理論的關鍵詞,討論的形勢方興未艾。它的提出是歷史的必然,不僅僅是針對活躍於文壇的非理性主義,它還針對舊的理性主義。從哲學上講,它是理性主義——非理性主義辯證否定的結果,是在揚棄前理論的基礎上更高程度的肯定,既不徹底拋棄,也不完全肯定,而是吸收二者的合理之處形成的,具有現代意義的理論特色。

新理性,從人學的角度來說就是呼喚“主體人”的迴歸和主體意識的新建構。馬克思說,理論要說服人就要抓住根本,所謂根本就是人。因為非理性主義發展到極致的後現代主義,宣佈人也死了作者也死了,剩下的是語言的在場。主體是人,人死了,主體也不存在,作為主體物件世界也就成了茫茫虛無,那麼意義和價值便缺乏存在的前提。因為“意義是主體對客體的把握中不斷生成的認識,價值則是在人對滿足他需要的外界事物的關係中產生的,沒有主體的需要就無所謂價值”。[46]( P355)後現代主義的利器在解構一切時,讓世界變成了空場。這種虛無主義的黑洞,何以讓現實的人面對未來?所以必須改變這種沉淪的局面,用新理性的靈旗來召回失去的主體。因為新理性,肯定理性的自我意識的價值。理性是我們自我理解的前提,自我理解又是自我存在的依據,理性可以意識到自身,只有意識到自身的存在,人的主體地位才能重新確立,才使得一切價值關係顯露出存在的可能性。人在價值平臺的選擇中,才會找出安身立命的根據。當然新理性的主體,不是舊理性主義的抽象的主體,這種主體是不存在的。新理性的主體是實踐的主體,是現實的作為感性活動的主體,它不存在於抽象的思辨當中。

主體迴歸是新理性建立的基本條件,更重要的是新的主體意識的確立。這種主體意識不止關心客觀世界,還要關心人的生存境遇。以往的理性主義相信只有認識世界才能給人帶來幸福,所以具有知識論和形而上學的特徵,極端重視工具理性,重視科技給人帶來的物質享受,重視歷史必然性等等,在關注客體世界時忘記了自身。而非理性主義在反對舊理性主義強調人本之時,自己又陷入片面。二者各自以自己的片面性作為宰制邏輯,結果使人要麼物化,要麼本能化,都成了“單向度的人”。新理性精神就是要消除二者的片面性,使人成為一個完全的人、整體的人,成為一個真正佔有自己本質的人。

新理性的主體意識,首先要有的是寬容意識。這種寬容意識就是要超越二元對立的舊模式,能夠保持一種和協共存的態勢。“理性應當終止其孤立的存在,應與完整的精神生活聯絡起來,只有這個時候,高層次的理性認識才有可能”。[47]( P70)“從某種意義上講,對感性的意義的充分的發現與重視,這正是現代非理性思潮同古典理性主義決戰後留下的一筆思想文化遺產,新理性精神要想真正取得實效,首先必須妥善地繼續好它。”[48]( P2)理性應與非理性聯絡起來,消彌以往的靈肉分離,恢復人的真正存在,這才是完整的精神生活。因為人作為感性的存在,自然是人性的基礎,人的自然需求在社會中是合理的。文藝作品是人性的延化,應關注人的生存境遇,包括人的理性生存和非理性生存。人慾、情感、生活的偶然等等內容應然是新理性精神必須包容的,否則理性和必然的統治使人受到壓抑。但是對非理性的寬容必須堅持新理性的操守,既不以理性來壓制,也不聽任非理性的泛濫,有所為有所不為,這是新理性的寬容意識中的一個理念。在處理文學理論方面,我們應堅持寬容意識,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固執一孔之見,妨礙文學理論的生長和發展。縱覽歷史,凡是文學繁榮的時代,無不是思想活躍,百家爭鳴的時代。我們應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差異之間,認同、改造和吸收。錢中文認為文化傳統是人類幾千年積累起來的精神成果,它不僅屬於過去,而且是通向未來、構成未來的過去,傳統不是僵化的教條和模式,而是生生不息的河流,時時處在被創造的流變之中,參與現代化的文化建設。同時異質的西方文化雖然與我有絕然對立的成分,但是可以採用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取長補短,達到汲取與融合推陳出新的目標。而我們近二十年來對傳統採取一味排斥,對西方一味吸收、並且依託西方理論否定傳統理論的策略,“無形中卻萎縮了本民族的主體創作性和理論思考能力”。[49]以致有論者驚呼中國文學理論“失語”,但“失語”論者又反對西方理論,強調“返家之路”,回到傳統。這些都是缺乏新理性的寬容意識。當然寬容並不是不加選擇而是憑藉理性的思維,運用必要的價值標準,在不失原則的基礎上進行衡量,準確地把握“度”。只有樹立這種意識,才不會出現一家獨言的冷寂或眾聲喧譁的吵鬧場面,而是保持一種生機勃勃向上的活力的動人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