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經學的解體和儒學形態的現代轉換當代儒學話語——無論是敘事還是論辯，基本上循著兩個路數：一是歷史的，重其發展脈絡、遷延歷程；二是觀念的，往往揀金棄沙，只把握根本的傳統。前者多為治歷史學者所取，處之極端，往往陷溺於所謂“史學的偏見”。三十年代以還，喜宋明理學或研哲學者，於此多有掊擊，茲不具論。而後者為習哲學諸人慣常所用，不管是批判儒家，還是復興儒學，關鍵處均是一些觀念鋪陳和正規化架構，難免於“良知的傲慢”之譏。海外治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主流派學者對此多有指證。如張灝謂“把儒家思想等同於一種哲學體系或學術研究的傾向是危險的”。自稱“更注重哲學的框架”以著述的艾爾曼也指出：迄今以新儒家討論為中心的思想史領域，只不過是“較為淺顯的中國哲學史”。深受德國人以“精神史”研究哲學史之取向的影響，普遍服膺“觀念史”的模式，“結果，中國思想史只能以敘事方式進行，精於哲學卻短於歷史脈絡”。
因現代知識體系的學科分際而造成的史、哲之別，深深濡染了當代的儒學識辨與言說，使儒家的本來面貌在強烈的古今之辯意識的現代闡釋之下，更多增添了難以圓合的裂痕。“史學的偏見”與“良知的傲慢”之爭訟與對壘不見消彌，反愈加劇。於此，若不能有更深刻的說明和消解緊張的有效途徑，勢必將成儒學進入現代性語境的極大障礙。
也許用發生學的方法以觀其眇是一可行之道。當代的儒學話語（批判的、旁觀的、弘揚的）及其複雜的形態，均是在百年間原有體系發生劇烈的動盪、裂變、轉型過程之中的遷延或歧出。儘管有西學東來的重大外緣，但起決定因素的還是體系內在的變化。所以，對清末儒學的狀況作些瞭解和分析，當有助於這一問題的清理。另外，我們今天所說辯騰喧於口的儒學，早已走出了經學時代的正規化，在形態上已被現代的知識體系所夾裹和切割，這一轉換的發生機制和微妙歷程也是饒有趣味的問題。本文即圍繞清末經學的解構和現代形態儒學的創發作一思考，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三大爭論宣告了經學時代的結束
清末，皮錫瑞總結有清一代經學。謂有三變：“國初，漢學方萌芽，皆以宋學為根底，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為漢宋兼採之學。乾隆以後，許鄭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說經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是為專門漢學。嘉道以後，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是為西漢今文之學。學愈進而愈古，義愈推而愈高；屢遷而返其初，一變而至於道。”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承繼此說，以佛理生、住、異、滅喻思潮之流轉，將這一段思想史概括為啟蒙、全盛、蛻分、衰落四期。又進而將清學“屢遷而返其初”的獨特現象解釋成為“以復古為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於鄭許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於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鹿門“義愈推而愈高”、“一變而至於道”的說詞，明顯帶有保守的今文家自吹自許之意，遠不能和任公“非至對於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的揭示之敏銳與深刻相比。但皮、樑二人有一點是相同的，即都是站在清學的落幕處，對已經逝去的一個時代作全景式的觀察和描述。這一“離場”的巨集大敘事雖有助於從全體上把握清代學術的綱節，但不一定能使我們真正進入到清學形態轉換的複雜脈絡之中。
倒是《漢學師承記》這樣在今天看來過於偏宕、缺少客觀性的譜系，更能引發出來問題和思考。江藩堅執漢學的純潔性，以三惠之學為典範，擯除一切經世和義理的成分，甚至將公認的樸學開山顧炎武附贅在卷末。這一切都表現了乾嘉考據學發展到極盛之時，正統漢學家“唯我獨尊”、“目無餘子”的自大心態。以經學考據為正統、以吳派為標準，不但徹底否定了程朱理學的權威，實際上也顛覆了儒學賴以存在的整個基礎。沉溺於文獻考據之中，以文字、音符為道統，可以無關社會、不涉人生，此固能成就一二經生的安身立命之業，但於整個社會、芸芸大眾懸隔千里。這絕不是孔孟的初衷。江藩的譜系學一方面說明考據在清代學術界的主流地位，至乾嘉後期勢力是何等的強大；另一方面視野如此的狹限，似乎也把儒學納入到了沒有出路的犄角之中。所以，隨後激起的反彈，在形式上是挽救儒學，而實質上則是“對於孔孟而得解放”，最終導致了傳統儒學的解體。梁啟超在解釋“道鹹以後，清學曷為而分裂耶”時，舉出了內、外各三因。內因一是考據之範圍“甚拘迂”，末流落入空而不實；二是成一“漢學專制”之局，其騶卒多為盛氣臨人的“學閥”；三是自身發展，不斷突創，必至異端湧現。外因一是“嘉道以還，積威日馳，人心已漸獲解放”，學問必由虛逐實；二是鹹同間，清學的根據地江浙一帶“受禍最烈，文獻蕩然”，致“百學中落”；三是國難日重，西學漸輸，學者“欲破壁以自拔於此黑暗”，對舊學體系做根本的衝擊。錢穆也指出，“嘉道之際，在上之壓力已衰，而在下之衰運亦見”，漢學家正統皆有“途窮將變”之跡。諸先進“起而變之者，始於議政事，繼以論風俗，終於思人才，極於正學術”，最後匯出康南海的“盡變祖宗之法”，於是乎傳統徹底瓦解。“所謂乾嘉諸老的風流文采，到這會只成為望古遙集的資料。考證學本已在落潮的時代，到這會更未絕如縷了”。伴隨著漢學的衰落，是宋學復振的呼聲、今文經學的崛起和諸子學的興盛，正是在漢宋、今古文、經子三大爭論之中，一步一步迎來了經學時代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