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析主要是以現代化或現代性為參照系的，在後現代視域中對新儒學予以評析，應當有利於更為
完整地把握新儒學這一中國當代思潮的基本理論特質。其二，當中國文化還處在向現代轉型過程
中時，西方文化已經步入了後現代時代。在西方後現代轉向的比照下，究竟應當怎樣看待中國文
化的發展走勢？這是一個已經引起國內外學界廣泛關注的問題。在後現代視域中對作為中國現代
三大思潮之一的新儒學予以分析，有利於具體地透視這一問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由於這一論
題關涉面相當巨集闊，限於學力和篇幅，本文所做的只是從新儒家對於現代性的基本態度與新儒學
的基本理論意旨兩個方面對“後現代視域中的現代新儒學”問題試作評析，不當之處，敬請批評
指正。
一
如所周知，人類社會從“民族歷史”向統一的“世界歷史”的轉進是在西方主導下進行的。在這
一過程中，作為現代化之結晶的“現代性”首先在西方文化文化中生長髮育並隨之產生了世界性
的示範作用。中國文化的近現代化是以向西方學習為歷史起點的，作為現代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的
成熟形態與主要代表，現代新儒家在強調向西方學習、吸納以科學民主為代表的西方現代文化之
優長方面，與其直接的理論對立面——西化派之間在相當程度上保持了一致性。但是，由於新儒
家鮮明地突顯了民族文化精神的本位性，因而，在新儒學與產生併成熟於西方的“現代性”之間
就呈現出一種頗為複雜的關係狀況。
明確主張學習、吸納以科學、民主為代表的西方現代文化之優長，這是新儒家對待現代性的基本
態度。面對中國文化傳統近代以來在西方現代文化的強勢衝擊下從物質層面到制度層面直到理念
層面節節敗退的歷史事實，新儒家明確認肯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性。這一點在其開山鼻祖梁漱溟那
裡就已經得到了明確的體現。在此之後，如何吸納西方文化之優長，如何為作為現代文化之標誌
性成果的科學精神與民主精神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確立內在根據，成為了新儒學的時代課題。為了
解決這一時代課題，新儒家提出了“內聖開出新外王”的思想綱領，力圖從“仁心”或“良知本
體”中“開”出作為現代文明之代表的科學、民主。由此，如何從儒家內在的理論立場出發來貫
通道德理性與理智理性，如何從素重德性的儒學傳統中發展出知性主體，以為科學、民主在儒學
傳統中確立內在根據，就成為現代新儒家既保守儒家的基本精神，又使儒學與現代社會相銜接的
關鍵之所在，從而也內在地決定了新儒學的發展嬗變。向西方學習，完成中國文化從傳統向現代
的轉化，成為新儒家面對現時代的基本理論態度。
但是，新儒家在以西方現代文化作為基本的型範來探討中國文化現代化問題的同時，又對現代性
提出了頗為嚴厲的批評。由於西方現代化主要體現為科技理性主導之下的工業化，在這一過程
中，工具理性日呈獨大之勢，價值理性則趨於衰竭。由此，現代化雖然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
物質性成就，但卻並沒有給人類帶來全面的、真正的幸福。西方現代文化所蘊涵的內在問題，在
20世紀得到了較為充分的表現。誕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不久、在20世紀薪火相傳、不斷髮展
的新儒家對於現代性的內在侷限有著清楚的認識。對西方現代文化採取批判的態度，這同樣是從
梁漱溟起新儒家基本的理論態度之一。在他們看來，由於西方文化限於“科學一層論”或“理智
一層論”，以至於忘懷了理想的層面，發展出一種偏至的人性，因而西方文化雖然取得了巨大的
物質性成就，但“文明至極反而讓非文明非理性的力量闖了進來，以至構成整個世界思想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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