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現代傳媒 傳媒生態 中國 現代性
論文摘要：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是在相應的現代傳媒的現代性中萌發和生長的。現代傳媒在中國文學現代性生成中的作用表現在：它不僅改變了中國文學的生產和方式，而且還給予中國文學現代性以具體意義，並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現代生產和流變活力，加速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程序。
現代傳媒的登場給中國帶來了西方的、科技等新鮮事物。在一系列的啟蒙和變革活動中，知識精英們所掌握和利用的最得力武器便是現代傳媒，現代傳媒參與並引領了中國文化與文學現代性轉變的整個過程，並且加速了中國文學現代化程序。
一
現代傳媒即現代大眾傳播媒介，媒介亦譯作媒體，原是指一種使雙方發生了關係的中介物。在現代傳播學裡，媒介是指傳播資訊的物質實體及與之相應的媒介組織，而大眾傳播媒介作為媒介的現代形態，主要包括印刷手段的報刊媒介、手段的廣播、媒介，以及現在的因特網新媒介。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生主要是依託第一媒介，即印刷媒介——報刊來完成的。
現代傳媒在清朝末年從西方進入中國並參與中國文化與文學的傳播以來，中國文學的現代性程序就與媒介的現代性程序緊密交織在一起了。現代傳媒在技術層面上，有鉛印的西方先進技術的引進；在社會層面上，包含了一整套機構與生產方式的變革創新；在文化形式上，所展現的與意義結構與以往相比有了強烈的現代意義。現代傳媒既是一系列獨特的敘述模式，也是一場表現方法的劇烈革命；對於藝術創作者和欣賞者而言，現代傳媒則是一種時髦的自我意識或生活方式。文學的現代性及更根本的文化現代性作為一場深刻的社會轉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媒介及其技術的現代性變革。文學的現代性是在相應的現代傳播媒介中萌發和生長的，也就是說，正是現代傳媒取代古代傳媒這一必然的程序，使文學現代性的生成成為可能。
中國雖然具有悠久的傳播歷史，並且是造紙術和印刷術的故鄉，但能稱得上真正意義上的大眾傳播的歷史卻是短暫的。在19世紀與2O世紀之交的晚清，新生的現代大眾媒介及其先進的技術，使中國人首先從形式上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文學現代性新體驗。清朝末年廢除科舉制度以前，中國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專靠賣文為生的職業作家，作家們的創作往往屬於“業餘”性質。者的創作目的不在大眾傳播，而主要靠手抄本在友人或同行中流傳，或是藏之名山以待後世。作為手抄本的“書籍”是“舊媒體”，它不以大眾傳播作為前提。
現代大眾傳媒及其技術的引進，導致了文學傳播形式上的重大變化。在中國，現代傳媒是與戰爭以降大眾媒介的引進和運用相伴隨的。現代傳媒的變革，主要體現在報刊與平裝書成為主要的大眾傳播媒體上。報刊與平裝書是用機器印刷的，還要用鉛字排版或者紙型技術，它首先是與新的現代印刷媒介取代舊的文字媒介的程序聯絡在一起的，隨著西式印刷機器的引進，鉛字排版取代了木刻活字排版；機器印刷代替了手工印刷；鉛印平裝書替換了木刻線裝書。這種新的書籍複製方式就是現代化的產物，沒有現代大工業，僅僅依靠手工作坊，無法形成從線裝書到平裝書以及報刊的轉換。以報刊為代表的現代傳媒成為大眾傳播的第一媒體。
現代報刊這種新的大眾媒介對於大眾傳播的意義是深遠的。現代大眾傳播媒體是運用商業化的方式運作的，比起傳統媒體來，顯示出極大的優勢。與傳統的媒體相比，現代報刊不僅容量大、週期短、效率高，而且重要的是價格低、傳播範圍廣。傳媒的這種變化，、對文學的影響非常大。首先是對文學作者的影響，特別是清末廢科舉後，大批知識分子仕途無望，轉而從寫作上另謀生路，再加上稿費制和版稅制的適時誕生，使舊式士大夫可以靠寫作、賣文為生，成為具有獨立地位和真正獨立思想的現代作家。這些作家圍繞報刊媒體進行創作，報刊不僅是文學的載體，更是文學的創作語境和傳播媒介。尤其“五四”時期湧現的大量新文學社團，都有報刊或叢書作為創作活動的後盾，這已經成為中國創作的一個特質。現代媒體還培養、造就、影響了大量的文學讀者。讀者隊伍中，有青年學生、普通市民、職員，但佔大多數的還是城市市民大眾。市民大眾的閱讀口味又制約著報刊的通俗化定位和作家作品的通俗化寫作意識及追求，而通俗化的文學作品又培養了更多的讀者，這便是現代報刊的“雙向”傳播效用。現代傳媒給藝術帶來的革命性變化是：它有力地衝擊了以維護“靈韻”為宗旨的`“傳統”傳播方式，而開創了以大量“複製”為標誌的新的大眾傳播方式。中國文學實現由古代的以詩文為中心，到清末民初以小說為中心的轉變，可以說現代報刊、現代出版業等現代新媒體的推動起了重大作用。
大眾不僅在活動中起著巨大作用，在整個變革或轉型過程中都起著“革命”性作用。正如報紙和小冊子參與了17世紀和18世紀所有的政治運動和人民革命一樣，在中國作為第一媒介的報刊同樣參與了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新運動等政治、文化革命。清朝末年，新式學堂的建立和現代教科書的出版，使得舉辦大規模現代和文化交流成為可能，同時，大眾傳媒使普通平民瞭解政治、參與政治和文化運動成為可能。當現代大眾傳媒彰顯出巨大力量時，無論是社會精英還是官方勢力，都力圖通過辦報和報刊宣傳在社會權力衝突中贏得話語控制權。戊戌變法時期、辛亥革命時期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社會辦報高潮的幾次顯現就是最好的說明。
二
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是在相應的現代傳媒的現代性中萌發和生長的，可以說，沒有現代傳媒便沒有中國文學的現代性以及中國文學的現代樣式。
中國現代傳媒的可以追溯到1872年《申報》和《瀛寰瑣記》的創刊，對中國傳統媒介來說，它們是一種全新的大眾媒介，在中國報刊史上具有革命性意義，標誌著我國傳媒業現代化新階段的開始。《瀛寰瑣記》是我國最早的具有現代傳播媒介性質的文學期刊，它的執行帶有明顯的現代傳媒色彩，特別是它採用當時西方流行的報刊連載的形式刊登小說，既反映了中國文學最早的翻譯成果和開放眼光，又為以後的小說刊登形式和傳播方式引領了潮流。雜誌發表作品“概不取值”的做法，對以後稿酬制的實行有開創之效。1895年，幾乎在“戊戌變法”的同時，西人傅蘭雅配合當時社會改革的聲浪，在報刊上刊登啟事，舉辦“時新小說競賽”，對中國小說的現代性生成具有直接的推動作用。有幾部按傅蘭雅的要求的保留至今的小說，從某種角度來說，可以看作最早的中國現代小說，美國韓南教授稱之為“新小說前的新小說”。也是l895年，北洋大學堂等具有現代意義的高等學府的建立和現代學制的完善，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知識傳承方式，新式學校也成了現代文明的傳播媒介。1897年，隨著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創辦，一系列的現代性質的出版機構在中國逐步形成規模，進一步改變了資訊的傳播渠道。
現代報紙由於其出版週期短和發行量大，在傳播的速度和範圍方面具有無與倫比的優勢，使文學迅速地走向了化生產模式。晚清時期的政治精英們首先認識到的是報紙這種新興的現代傳媒對於大眾的啟蒙與解放作用，並及時有效地利用傳媒進行了改良活動。維新運動以來，由於政治變革的需要，政治精英極力提倡辦報刊，掌握輿論話語權，如康有為大力著書立說以宣傳維新主張；梁啟超等人於1895年在北京和上海分別創辦《中外紀聞》和《強學報》，樑1896年又主持《時務報》等；嚴復和夏曾佑在天津辦《國聞報》；譚嗣同把興辦報紙、學校與學會並列為維新變法的三個重要手段，認為“報紙出則不得觀者觀，不得聽者聽。”[2](P138)1902年，梁啟超在日本創刊《新小說》，正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它導致了中國文學期刊的創辦熱潮。1903年《繡像小說》創刊，1904年《新新小說》、《二十世紀大舞臺》創刊，1905年《小說》創刊，19O6年《月月小說》創刊，19O7年《小說林》創刊。此外還有《小說月報》、《小說時報》、《小說世界》、《小說圖畫報》、《新世界小說社報》等等，純文學期刊不斷創刊，“新小說”開始大行其道。“中國現代小說的故事，正如小說史家所經常講述的那樣，始於梁啟超，更明確一點，是始於19O2年在橫濱創辦的《新小說》雜誌。”《新小說》及其他文學期刊的大量創辦，標誌著中國現代傳媒——報刊的最終成型與大量流佈。也是由於認識到現代報刊的巨大傳播作用，文學以報紙副刊的形式陸續問世。當時著名大報紛紛開闢文藝副刊，如《申報·自由談》、《報·快活林》、《時報·餘興》等。到“五四”時期，更有了1920年代《時事新報·學燈》、《民國日報·覺悟》、《晨報副鐫》和《京報副刊》等著名的“四大副刊”，193O年代的《大公報·文藝副刊》、《益世報·文學週刊》、《申報·自由談》、《·文藝週刊》等。它們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力軍，對新文學的發展和繁榮起了重大作用。沈從文的結論是：報紙副刊“直接奠定了新文學運動的磐石永固，間接還助成了北伐成功”。的確，五四運動以後，副刊成了發表新思想，開拓新文藝的自由園地。
現代傳媒的發達必然與文學現代性的程序相伴隨。有理由這樣說：正是發生在晚清的以現代報刊為主要形式的大眾傳播革命，在傳播方式上不僅顛覆了古典文學的傳播模式，還有力地參與並促成了中國文學現代性程序。這一點單從文學革命角度看就已經十分清楚了：從西方輸入的媒介使得現代報刊大批量印刷成為可能，而現代報刊的創辦和發行為文學提供了大眾傳播媒介。正是藉助現代報刊這種新媒介的威力，中國文學——這裡主要指“新小說”和傳統小說都得到迅速發展。保守地估計，戊戌維新時期至辛亥革命(19l1)短短的十幾年時間裡，小說的出版當在兩千種以上，只有約一半得以保留下來。小說的題材、形式無所不包，“新”“舊”雜陳、交融。晚清小說出現“空前繁榮局面”，按阿英的分析，有三個原因：“第一，當然是由於印刷事業的發達，沒有前此那樣刻書的困難；由於新聞事業的發達，在應用上需要多量產生。第二，是當時智識階級受了西洋文化影響，從社會意識上，認識了小說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屢挫於外敵，政治又極窳敗，大家知道不足與有為，遂寫作小說，以示抨擊，並提倡維新與革命。”阿英把機械印刷媒介列為晚清小說繁榮原因的第一條，是有眼光的。如果無視傳播媒介的轉換在小說繁榮中的基本作用，是無法弄清現代小說產生和生長的奧祕的。
小說媒介的現代轉換，表明中國現代性的發生是與傳播媒介的現代性革命緊密聯絡在一起的。晚清時期《新小說》、《繡像小說》、《小說林》、《新新小說》等期刊雜誌對於“新小說”的繁榮、“五四”前期《科學》雜誌在“五四新運動”的動員、《新青年》雜誌對於“五四文學革命”以及“新文學”中扮演的至關重要的角色，都是現代傳媒作用的最充分展現。如果沒有大眾媒介的發達，中國的“小說界革命”、“新小說”的倡導、“新文學”的產生與流佈，乃至整個中國文學的革命要想取得一系列的成功是絕不可能的。現代傳媒的中國化，既為現代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開闢了一個新維度，更為整個中國的現代性程序提供了必要的傳播媒介，從而成為中國文學現代性程序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
三
現代傳媒不僅改變了中國文學的生產和傳播方式，成為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外在載體和傳播渠道，而且是中國文學現代意識的重要構成成分；它不僅具體地實現中國文學變革資訊的物質傳輸，還給予中國文學現代性以具體意義，並且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現代生產、流變和活力，加速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程序。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現代傳媒有力地參與和營造了文學現代性得以生成並在其中發揮作用的社會領域。公共領域的造成依靠的是印刷媒體——報紙和雜誌。有了以報紙和雜誌為傳媒的公共空間和公共輿論，社會變革因此而變得異常劇烈、活躍，公共輿論發揮了巨大作用，不斷改變著民眾的文化。自梁啟超1902年創辦《新小說》掀起“小說界革命”到“五四”新文學的發生，現代中國文學的每一次變革都是由傳媒生態制導下的“公共輿論”參與並引導的。從受眾群體看，在同樣的社會輿論情境中，由於現代傳媒的作用，公眾獲得了嶄新的現代性啟蒙，成為熟悉並喜愛現代如白話小說、話劇、油畫、攝影、廣播、等的“大眾”。
(二)現代傳媒直接創造了新的行業，如活字製作者、排字工、印刷工等；創造新的職業，如職業作家、報刊編輯、書商等；創造新的產業，如印刷機制造商、墨水生產商、現代化書局、出版社等。以新的傳媒職業為例，在這個由現代傳媒建構起來的輿論中，大批由國家危難而痛感文化危機從而渴望尋求出路的精英們，首先感受到強烈的現代性衝擊，求新、求變的意識和改革的衝動異乎尋常，毅然決然地從傳統文人變成了現代傳媒人、文化人、作家。也就是說，現代傳媒不僅改變了傳統文學的書寫、生產方式，而且也使清末民初的文學生態發生了變革，即文學的生產、流通、消費諸方面均發生了質的變化。這就是文字創作者身份的普泛化、生產複製的機器化、傳播機制的化、接受者的大眾化。現代傳媒使文學由士大夫特權階層的專利品，變成了普通民眾參與共享的精神資源，解放了文學，加速了文學藝術的平民化過程。這既適應了開啟民智的思想啟蒙運動，又為現代中國文學的繁榮提供了可能。
(三)現代傳媒不但是文學傳播的載體和媒介，而且，它引進了一整套新的價值系統，它的生產理念、生產方式、公共性改變了傳統文學的生產、傳播方式。所以曹聚仁說：“中國的文壇和報壇是表姊妹，血緣是很密切的。”陳平原說：“一部近代文化史，從側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機器發達史；而一部近代中國文學史，從側面看去，又正是一部事業發展史”。現代傳媒成為中國及其現代藝術樣式主要的物質傳輸渠道，並賦予其充分的現代性特徵。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肯定地說：沒有現代傳媒，便沒有中國文學的現代性以及中國文學的現代藝術樣式。
(四)現代傳媒不僅僅是形式和載體，它還關乎現代文學的文字意義，從而關乎文學現代性的意義構成。現代傳媒並不只是影響現代文學文字的外在“消極的包裝”因素，而是文學的現代性意義及修辭效果的積極的重要構型因素。由於不同的媒介在社會情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而這種媒介對於具體藝術文字的意義及效果會發生某種帶有實質性意義的影響。晚清時期梁啟超大力提倡的“新小說”，單從藝術標準來看很不成熟，但由於其中包含有對新國家、新人民的時空想象，其現代性色彩完全彰顯出來。又由於《新小說》及其他文學期刊的共同倡導，“新小說”藉助報刊這種現代大眾媒介而在文化界產生了強大的影響，於是文學界的注意力最終轉移到這種遠不夠贏得所有人讚揚的全新小說形式上來。結果，“新小說”迅速成為一種社會文化現實，並對中國小說現代性的發生和現代小說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示範作用。在中國文學史上，“新小說”不僅是文學的一部分，也是受地域(主要是城市)限制和時間(主要是晚清至民初)限制的一種和文化學載體，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它在傳播界引起的強烈反應部分地決定了它的存在。這些表明，現代傳媒直接關乎文學文字的意義及社會傳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