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現代性文學重塑了現代性的歷史，它把過去、現在、未來結合一體，建立起現代性的巨集大敘事，它不僅在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中給出了歷史斷裂的明確標誌，同時給那些階段性的斷裂劃定界限。 在西方的思想史研究中，現代（modern）一詞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紀的經院神學，其拉丁詞形式是“modernus”。德國解釋學家姚斯在《美學標準及對古代與現代之爭的歷史反思》一書中對“現代”一詞的來歷進行了權威性的考證，他認為它於十世紀末期首次使用，用於指稱古羅馬帝國向基督教世界過渡的時期，目的在於把古代與現代區別。在基拉西厄斯教皇一世使用“現代”這詞時，他僅僅用於區分不同於先前教皇時代的當代，並不含有現在優越於過去的意思。然而，當哥特人征服羅馬帝國後，這個詞有了新的含義。對於知識人士而言，它代表了一種根本性的分界，這種分界使得先前的經典文化有別於現代文化，而後者的歷史任務在於對先前的文化進行再造，正是這種分界使得“現代”這一術語形成了特定的意義。
現代性的價值根基就在於它的普遍主義，就精神性品格而言，在於它的反思性；就外在化的歷史存在方式而言，在於它的斷裂性。如果說現代性得以代表人類最廣泛而又無限進步的理念，這得益於啟蒙主義建立普遍主義這種價值基礎和認知形式。
現代性的觀念滲透在生活的各個方面，極大的改變了世界的面貌，推動了社會的發展，但同時它自身也存在著種種弊端，對現代性的反思也越來越多。福柯為懷疑現代性奠定了理論基礎，在他看來，現代性主要是一種態度，一種與傳統的斷裂。而哈貝馬斯則為現代性辯護，他並不否認文化的現代性面臨困境，但是現代性的原初動機並不需為此負責，這只是現代性社會化的後果，同時也是文化自身發展的問題。哈氏並不認為現代性完美無缺，但他堅持現代性在其早期是值得肯定的。他提出應該通過合理化的藝術或審美，激發現代性的潛力，使之在當代生活實踐中依然起到積極的作用。對現代性及啟蒙理念給予最尖銳徹底攻擊的理論家當推後現代主義理論家利奧塔，他在1979年出版的《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中，認為“現代性”就是一種巨集大敘事，一種以元敘事為基礎的知識總彙。
文學藝術作為一種激進的思想形式，一方面它表達現代性急迫的歷史願望，為歷史變革吶喊開道，強化了歷史斷裂的鴻溝。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斷地對現代性的歷史變革進行質疑和反思，始終眷戀歷史的連續性，在反抗歷史斷裂的同時，也遮蔽和撫平歷史的鴻溝。
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在風雨曲折中走過，“現代性”一直貫穿其中，中國文學伴隨著“現代性”的.發展和反思前進著。在1985年，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發表的《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認為：“所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就是由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開始至今仍在繼續的一個文學程序，一個由古代中國文學向現代中國文學轉變、過渡並最終完成的程序，一箇中國文學走向並匯入世界文學總體格局的程序，一個在東西方文化的大撞擊、大交流中從文學方面形成現代民族意識的程序，一個通過語言的藝術來折射並表現古老的中華民族及其靈魂在新舊嬗替的大時代中獲得新生並崛起的程序。”中國的現代性文學重塑了現代性的歷史，它把過去、現在、未來結合一體，建立起現代性的巨集大敘事，它不僅在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中給出了歷史斷裂的明確標誌，同時給那些階段性的斷裂劃定界限。
歷史悠久的中國古典文學，到清晚期，在與西方文化的碰撞、交匯中發生了重大轉折，形成具有現代性的文學新質，至“五四”文學革命興起則達到高潮，中國文學進入一個嶄新階段。清末民初文學變革得以實現，與現代都市的崛起、現代傳媒方式的發生密切相關。晚清眾多革命性文學主張以及五四時的文學新思想都是載於書報雜誌而播於社會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的啟蒙運動，它主要引進歐洲的啟蒙理性，呼喚現代性，這個時期的現代性主題是以日常生活批判和深層文化啟蒙為物件的。魯迅的“國民性”研究從一個巨集偉的現代性敘述角度，對以阿Q為代表的民族日常生活主體進行諷刺和批判。在現代性的燭照下，既充分暴露傳統日常生活模式的束縛性，也展示出現代性文化啟蒙之舟救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從魯迅到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批判的矛頭始終對準封建主義，以文學為武器，通過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和批判，達到改造國民性和建設現代文明的目的。這是現代性在中國文學掀起的第一次浪潮，它信奉進化論，相信科學精神，具有現代人文關懷，肯定文學獨立價值。但是由於啟蒙現代性和文學現代性存在的矛盾，造成了五四文學現代化的不徹底，一部分人倡導啟蒙功利主義，另一部分從政治革命的立場來看待文學，這給後來的文學帶來了消極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