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哲學的回顧與展望摘要：20世紀是中國社會發生轉型的重要時期。本文對百年來中國哲學的演變歷程與時代特徵、以及相關的重要人物和文化思潮，在長期考察、爬梳的基礎上，進行巨集觀把握與論證。同時，從“文化自覺”的立場出發，窺測了中國哲學在世界多元文化衝突與交融大背景下的未來走向和發展途徑。
關鍵詞：中國哲學；科玄論戰；文化與生命哲學；新理性主義；道德形上學；當代新儒家
20世紀是中國社會發生轉型的重要時期，也是中國哲學發生轉變的新時期。一百年來，中國哲學是在中西文化衝突的背景下發展的，中西、古今之爭成為這個世紀中國哲學最重要的課題。其中既有“轉型”與“重建”的問題，又有“繼承”與“發展”的問題，錯綜複雜，永珍紛呈。在世紀交替之際，我們進行一次簡略的回顧。
一、經學的終結與啟蒙哲學的產生
中國傳統哲學是以經學的形式發展的（馮友蘭、馮契、張岱年都有此說），其特點是經典註釋。即將進入20世紀的時候（清代末年），情況發生了變化。
首先是康有為等人重新舉起“今文經學”的旗幟，以“託古改制”的名義為變法維新進行論證。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作為“今文經學”的代表，是為社會改革提供理論依據的重要著作，與傳統經學有重要區別。他根據《公羊春秋》提出新的“三世說”，表達了歷史進化的觀點。康有為還著有《大同書》，沿用《禮記》中的“大同”之說，賦予新內容，表現了新的烏托邦理想。
緊接著，章太炎又提倡“古文經學”，為辛亥革命進行論證，並與康有為展開爭論。章太炎主編《民報》，發表文章，特別是出版《簋書》等著作，反對神化孔子，將孔子還原成一位歷史人物，這是他的“古文經學”的重要內容。康有為和章太炎都接受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學中的進化思想，特別是章太炎，已明顯地接受了達爾文的“進化論”，但二人得出不同的結論，前者主張漸進的改良，而後者主張激烈的革命（主要是種族革命）。這場爭論在當時極有代表性。但從學術的層面而言，章、康二人的古今之爭，實際上揭開了20世紀中國哲學的序幕，雖以今、古文經學的形式出現，但實際內容卻發生了根本變化。延續兩千多年的經學時代從此宣告結束了。
當時，西學東漸已不可阻擋，成為時代洪流。中西之爭，首先不是學術之爭，而是中國命運之爭。凡早期接受西方學說的思想家們，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前途問題。革命實踐家孫中山，首先吸收西方的政治學說，提倡“共和”，並付諸實踐。他提出“知難行易說”，一反傳統哲學中的“知易行難說”，並不是討論純粹的哲學問題，而是為革命實踐提供輿論支援。他又在《孫文學說》中提出“精神文明”建設的問題，其中卻吸收了傳統哲學的某些內容。
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嚴復是第一個比較系統地翻譯和介紹西學的啟蒙思想家。但他的目的也很明確，就是使中國富強。他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宣傳“物競天擇”，意在倡民力，即民族自強；翻譯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和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主張劃定群與己、社會與個人的權力界限，意在倡民權與民德，即個人自由、平等的權利。他翻譯《穆勒名學》與耶芳斯的《名學淺說》，大力介紹西方的邏輯學，高度評價培根建立知識學的歸納邏輯，意在開民智，即開啟科學的思維方法，為科學知識提供理論工具。他很重視《名學》之翻譯，自稱“此書一出，其力能使中國舊理什九盡廢，而人心得所用力之端。”〖1〗這顯然是針對中國哲學缺乏邏輯思維而言的。更重要的是，他並不是一般地翻譯介紹西方學說，而是用加按語的方式，在各書中闡述了批判舊學、提倡新學的立場，尤其批判了洋務派的“中體西用”的主張。嚴復所做的工作，確實為中國學術界帶來了一股新鮮空氣，不愧是中國近代第一位啟蒙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