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夏志清1961年出版《中國現代小說史》，開創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以來，海外漢學界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不僅“蔚為風潮”，而且能人輩出。王德威曾指出：“在中堅一輩的學者中，李歐梵教授的成就，堪稱最受矚目。” ①李歐梵的現代文學研究，一方面和王德威一樣，重視晚清文學的現代性意義，力圖把中國現代文學的起源推向晚清；另一方面，他從美國學者卡林內斯庫在《現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提出的“美學現代性”和“資產階級文明現代性”的對立這一基本問題出發，在反思現代性的問題視野會考察了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現代性”追求的文化和美學特徵，特別是“城市-頹廢”文學、文化問題的提出，突破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以“五四”啟蒙為分水嶺、建立在“線性進化論”基礎上的新/舊、傳統/現代等二元對立的常識框架，為重寫現代文學史提供了一條新的理論線索。《現代性的追求》（三聯書店2000年版）比較全面地反映出李歐梵近年來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成果。全書共分三輯，第一輯“真的惡聲”兩篇文章，分別討論了印刷業和中國的現代性以及魯迅思想的內在矛盾問題；第二輯“浪漫的與頹廢的”共六篇文章，主要討論了所謂“五四浪漫個人主義”和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城市-頹廢”；第三輯則收入了兩篇寫作於70年代初的文章，這是他應《劍橋中國史》之邀而作的兩篇關於中國現代文學歷程的長文。第二輯是全書的核心，用王德威的話來說是“最見其個人情性的發揮” ②。其中，《中國現代小說的先驅者——施蟄存、穆時英、劉吶鷗》和《漫談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頹廢”》兩篇文章，是其反思中國現代文學之現代性內部諸矛盾的集中體現。
一
在《漫談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頹廢”》（以下簡稱《漫談》）一文中，李歐梵首先指出：“從一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角度來談頹廢，當然是一件極為困難——甚至不可能的事。即使從新文化運動所用的詞彙來看，一切都是一個‘新’字，氣象一新，許多常用的意象指涉的是青春、萌芽、希望。” ③而“頹廢”（decadence）卻是一個有關於時間和歷史逐漸走向衰落的概念。卡林內斯庫指出，頹廢概念是一個古老的神話-宗教主題——“時間的破壞性和沒落的宿命” ④。在基督教文化傳統裡，關於時間、歷史的頹廢和進步的意識其實構成了一種辯證對立的複雜關係，因為基督教的“末日審判”信仰，使“千年至福的信念”和“末日的陰沉期望”共存於中世紀基督徒的內心意識中。而自文藝復興以來，隨著科學、理性和人道主義信念的確立，人們逐漸發展出了一套關於歷史是無限發展的樂觀主義信念——即所謂的“進步神話”，但在這種樂觀主義背後同樣伴生出一種新的“頹廢”觀念。“高度技術的發展同一種深刻的頹廢感顯得極為融洽。進步的事實沒有被否認，但越來越多的人懷著一種痛苦的失落和異化感覺來經驗進步的後果。” ⑤這種“頹廢”感從19世紀中後期法國象徵派詩歌中逐步發展起來，並最終形成了一種“現代性”自身的對立面——“美學現代性”。“這種美學現代性儘管有著種種含混之處，卻從根本上對立於另一種本質上屬資產階級的現代性，以及它關於無限進步、民主、普遍享有‘文明的舒適’等等的許諾” ⑥。在這一觀念下考察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頹廢”問題，李歐梵認為，雖然“五四”傳統致力於求“新”，但是作為與始發於西方的現代性有著千絲萬縷聯絡的中國現代文學，“頹廢”卻成為其中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概念。“它是和現代文學和歷史中關鍵問題——所謂‘現代性’（modernity）和因之而生的現代文學和藝術——密不可分的。” ⑦
那麼，“頹廢”究竟在中國現代文學程序中具體扮演什麼角色？在所謂的“頹廢現代性”和“進步現代性”相對照的問題框架下觀照中國現代文學程序，中國現代文學將呈現出怎樣的美學和文化形態？在《漫談》一文中，李歐梵從時間觀念入手，指出“五四”時期《新青年》對“理性主義、人本主義、進步的觀念”等啟蒙精神的呼喚，對中國最大的衝擊是時間觀念的衝擊，即“從古代的迴圈變成近代西方式的時間直接前進——從過去經由現在而走向未來，所以，著眼點不在過去而在未來，從而對未來產生烏托邦式的憧憬”。這種線性前進的時間想象導致了一種新的歷史意識形態：“歷史不再是往事之鑑，而是前進的歷程，具有極度的發展（development）和進步（progress）意義。” ⑧因此，“五四”所繼承的“現代性”其實是卡氏意義上的所謂的“資產階級的現代性”，即所謂的“進步現代性”。“經過五四改頭換面之後（加上了人道主義、改良或革命思想和民族主義），變成了一種統治性的價值觀，文藝必須服膺這種價值觀。” ⑨由於“頹廢”從未作為“現代性”的另一面進入中國現代作家的追求視野，因此，在一切都求新的“五四”時代，“頹廢”作為一個關於墮落或衰敗的概念成為了一個“不道德的名詞”。
李歐梵獨重“頹廢”的現代美學和文化意義，因為“頹廢”作為一種反資產階級庸俗現代性的美學立場，“它更注重藝術本身的現實距離，並進一步探究藝術世界的內在真諦” ⑩。因此，和當年夏志清立足於“純文學”框架勾畫出一條所謂非政治化的現代文學譜系一樣，李歐梵則基於“頹廢美學”立場，在中國現代文學版圖中構建出一條“頹廢”文學史線索。在《追求》第二輯的後三篇文章裡，李歐梵追尋了中國現代主義文學的歷史譜系，它上接中國晚明文學、《紅樓夢》，下接新感覺派、葉靈鳳、張愛玲，在某種意義上還包括魯迅和郁達夫。雖然中國的“頹廢文學”特別是“新感覺派”的作品與西方的“頹廢文學”有著相當密切的聯絡，然而李歐梵卻進一步指出，這些城市頹廢作家“在模仿英法頹廢之餘，並沒有完全體會到其背後的文化意蘊……其資源仍來自‘五四’新文學商業化以後的時髦和摩登”。在這張頹廢系列圖中，他認為只有張愛玲是一個例外，因為這位女作家作品中的“荒涼感”，包含著對“時間和歷史的反思”，是對於“現代歷史洪流的倉猝和破壞的反應”。（李歐梵認為魯迅的某些作品已經“跨入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門檻”，但是魯迅的“那種彷徨的心靈並沒有完全迷失在虛無主義之中”，最終還是“退回”到中國現實中，加入了“他的同時代人的那種‘現代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