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與現代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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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學是對歷史、社會、自然、人的闡釋,在這種闡釋中,它也成為了儒學自己,這種學術的元學的性質就是中國文化的理性與西方文化理性的區別,如果說西方的文明表現為一種理性化的存在,那麼儒學就是一種存在的理性。馬克斯.韋伯的社會學和現代科學哲學的內容和方法正是反映了西方理性向闡釋學的轉變,現代科學的前沿理論已成為了對科學自身的闡釋,科學將成為自己的元科學——從亞里士多德的形面上學轉向中國形而上學。中國的“形而上學” 的表達核心是“形”(動詞),它的本義就是現代意義的闡釋,這是中國文化中最深遂的理性——中國思想的學術化精粹。

中國思想與現代理性


1. 什麼是儒學?

什麼是儒學這樣的問題是一個元學問題,如果從邏輯的標準來看,這樣的問題是不能由儒學本身(歷史、價值、標準、方法等)來回答的,但問題是,可以作為儒學的元學的只有哲學或宗教學,但是它們仍然回答不了什麼是儒學這樣的問題,因為儒學自身就具有哲學或某種宗教意義上的性質,這正是為什麼把儒學簡單地劃定為宗教或哲學總是引來更復雜的爭論的原因,只要你這樣做出一個定義,你就面臨著對你所做出的定義和對你做出定義的標準的雙重質疑,比如,你將儒學定義為宗教,你就面臨著什麼是宗教的定義問題,這樣每一個定義都由被定義纏繞,以至紛爭無定,這正是為什麼無法按照西方學術標準和方法對儒學是什麼這樣的問題做出今人滿意回答的根本原因。
只有把儒學看成是它自己的元學,我們才有可能闡釋儒學。儒學在學術性質上是闡釋性的,即社會性地去解釋歷史,歷史性地去理解社會和人,孔子述而不作的史學方法就是儒學冶史的規臬。又如“十翼” 對易經古經的闡釋就是一個光煇範例,沒有古經,不會有十翼,但沒有十翼,也就沒有本質意義上的周易,正是在對自己的闡釋中周易成為了自己的元學。儒學闡釋歷史、社會和人,也成就了自己,因此今天儒學怎樣闡釋自身,就成為了現代儒學的主旨,這實際上是今天儒學自身生死攸關的問題,只有通過對自身的闡釋,儒學才能實現自己的現代價值,但是儒學對自身的闡釋不等同於對它自己的即有內容或歷史的重新發掘和組織,而是要對自身的現代存在做出闡釋性的表達,儒學不會也不能在學術的意義上直接闡釋自己,這是儒學的本質,它是因之而不死,也將因之而生,它只能在對現代社會和現代人的存在性闡釋中成為自己,這才真正是現代儒學的精神。現代社會已與中國的傳統社會完全不同,傳統意義的儒學已成為了歷史,儒學不會在歷史的骨灰中復活,傳遍統社會的死亡並不等於儒學的死亡,相反,儒學的中國靈魂將因此而獲得重生,我們能在現代社會的理性化程序中尋覓到它的幽靈,在當代學術思想中捕獲它的投影,現代儒學只有在對現代社會的闡釋中才能闡釋自己,成為自己。
一個最適用的例子就是社會學[1],社會學是西方學術科學在自己的性質和方法上最難勝任的一門學科,這並不是說,西方傳統的學術無法為這門學科提供可用的觀點和方法,而是說,社會學的廣泛性和多層次性是社會學僅僅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自身難以勝任的,人類、社會、和文化(廣義)是同一個存在的三個側面,但無論是人類學或社會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都無法成為對這種存在的全而說明,人類學或社會學的大體能成為一門學科主要是在它們之內或之下的諸多的具有一定的具體性的社會科學內容,如古人類學或宗教社會學等等,但沒有一門廣義的文化學或文明學,因為文化或文明的具體物件即是它們的自身,就是說它們只是自己的元學,這在西方傳統的學術框架內是無法處理的,因此它們只能以這種元學的成份滲入人類學或社會學的學科中,如文化人類學,文化社會學,因此它們只能在自身的意義上稱為文化或文明。但是社會學的元學性質卻被它的諸多己經發展了的具體學科內容掩飾蓋了,這樣社會學就是一門無論是它的物件還是它自己的框架和方法都十分不確定的學科,但無疑它是非常基礎性的`社會科學,一方面,社會學是西方學術科學的必然產物,它的成果和滲透性是有目共睹的,它已成為了所有社會科學的基礎,但另一方面,它又難於從其它社會科學劃分也自己,確定自己,它即不知道它自的最終目標,什麼是社會?更不會期望自己所研究的物件最終目標,社會向何去?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把社會學劃分為靜力學與動力學,靜力學部份已成為了今天社會學和與社會學有關的大多數社會科學各科,但社會動力學似乎仍然沒有成為一門有說服力和影響力的學問,或許我們可以認為馬克斯。韋伯(Weber, Max 1864-1920)是一位有爭議但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在社會動力學的研究學者,他企圖說明人類社會的程序性質,他把現代西方文明理解為社會的理性化程序,他將焦點鎖定在精神文化上,這樣就把社會的存在方式與人的精神狀態聯絡起來,或者說把社會的程序定位在人的精神文化層次上,並企圖尋找其中的動力性因素和它們的影響,這樣也就把社會學在自身的整體性和動力性上統一起來,這種視野的廣泛性和他的焦點組織是非常困難的,但卻使他的研究站在西方傳統學術觀點和方法的邊緣上,使他的研究在方法和性質上表現了古方傳統學術思想的一種轉向,或者至少反映出西方傳統學術方法處理社會科學和人文學問題的向闡釋學的一種轉向趨勢,他的學說的不確定狀態正是這門學科——作為社會科學的基礎——社會學本身的內在性質的反映,提供了我們一個從文化和學術上借鑑考察儒學的現代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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