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墨家；兼愛；治理思想；企業治理
年齡戰國時代，中國社會劇烈變動，政治上的動盪紛爭進而導致思想上的百家爭叫，代表不同利益階層的諸子百家蜂起立說，形成中國思想史上蔚為壯觀的文化景觀。在那樣洶湧澎湃的背景下，諸子著書立說，希看憑藉自己的思想理論而建構一個自以為理想的社會，儒、道、墨、法等諸家無不如此。從這樣的層面看，諸子學說是一種治理學說，有著強烈的政治、社會治理的色彩。墨家是先秦最重要的學派之一，《韓非子·顯學》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在先秦時代，墨家學說足以與儒家思想相頡頏。墨家不遺餘力地宣傳自己的思想，並且身體力行，其主張雖不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採納，但並不能減損其思想的意義與價值，在今天依然有鑑戒意義。
假如從治理哲學的層面來理解墨家思想，那麼，兼愛則是墨家治理思想的倫理基礎，尚賢、尚同是其治理原則與方法，貴義則是治理思想的最高目標。墨家的治理思想，是力圖構建一個人人相愛同等、社會安定、生活安足、崇尚道義的理想社會。
一、兼愛：企業治理的倫理基礎
《呂氏年齡·不二篇》說：墨翟貴兼，“兼愛”是墨家倫理思想最根本最典型的特徵。“兼”是整體、全部的意思，《經上》說：“體，分於兼也。”“兼愛”也可以說是“盡愛”、“俱愛”、“周愛”。“兼愛”的另一層意義是“愛無差等”。可見，兼愛是一種同等的無差別的愛，無血緣、親疏、貴賤之分。兼愛思想與儒家“仁愛”有著鮮明的不同。孔子說仁，“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論語·學而》)孔子說“仁”，只是屬於君子的，只有貴族階層才能夠實行“仁”，踐履“仁愛”，而那些重利輕義的“小人”是沒有“仁愛”可言的。“仁愛”的等級化顯然不是下層平民所能接受的。墨家從下層平民的利益出發，針鋒相對地提出“兼以易別”，在墨家看來，儒家的“仁愛”實際上是一種“別愛”，要用“兼愛”來代替它。《兼愛上》說：“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
在先秦儒家的人性論中，孔子沒有明確說明，而孟子則標舉人性善的旗幟，指出人皆可以為堯舜；而墨家很少直接談論人性。但是，綜觀《墨子》，其自然人性論思想比較明顯。墨子以為，古代社會是個紛亂動盪的社會，其原因是大家只愛己身而不愛他人，《兼愛上》說：“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因此。·在《墨子》中，兼愛經常與交利並用，“兼相愛，交相利”，兼愛有互愛互利的意義。墨家對“利”也有自己的詮釋，《經說下》說：“義，利也。”墨家所指的“利”實際上是一種社會公利，而非一己私利。只有實行兼相愛，交相利，才能社會穩定，生活安足；反之，就會社會動盪。墨家說仁人應該“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這與儒家罕言“利”有著根本不同，先秦儒家在義利之辯中以為只有小人才會重利，割裂義與利的辯證關係；而墨家則把義與利有機同一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