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新詩現代化的主張,較早有朱自清先生1942年2月在西南聯大文學刊物《文聚》(一卷一期)上發表的《詩與建國》的文章,明白提出“我們需求中國詩的現代化,新詩的現代化”。稍後有袁可嘉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對新詩現代化的較為全面的闡釋。依照袁可嘉當年的見地,所謂具有“現代化”特徵的詩,是理想、意味、玄學的新的綜合,並且具有文位元組拍上的彈性與韌性。袁可嘉在當時先後寫了《新詩現代化》、《新詩現代化的再剖析》、《新詩戲劇化》、《談戲劇主義》、《詩與民主》等數篇討論新詩現代化的文章,較為普遍地談到新詩現代化的諸多問題。在談到現代詩與現代文化的正反兩方面關係時,袁可嘉還特別強調指出:“我們拒不承受現代文化的意向則已,假如想與世界上的現代國度在各方面並駕齊驅,詩的現代化怕是必需採取的途徑。”
從某種意義上講,新詩現代化的歷史理論早在現代新詩降生之時即已發作。但人們過去在對新詩現代化的認識中,不斷有兩個根本特性。一是依照一種工具論的觀念,把新詩現代化看作是整個社會現代化的某種附帶的東西,或者把文學現代化僅僅看作是社會現代化在文學中的反映。二是採用“外因論”的立場,把西方思想文化的衝擊看成是中國現代新詩以致整個現代文學得以發作的基本緣由。這就難免脫離中國文化的邏輯去了解新詩現代化的程序及其內涵,也難以對文學現代化深入而豐厚的內涵作出深化的提醒。在筆者看來,招致新詩現代化的緣由是多方面的。外來影響固然重要,但中國社會及文化本身開展的歷史邏輯是更為內在的和至關重要的要素。對詩而言,又特別不應無視言語的作用。言語並不只僅只是文化的一種構成要素和文化的一個方面,而是文化的根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才能夠據此以為中國言語文字的內在邏輯及其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的變異,從基本上限制著包括現代新詩在內的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根本相貌,現代漢語的現代性從一個方面決議了新詩的現代化。
現代漢語對新詩現代化的決議性作用早在胡適“國語的文學”論中就曾經有了初步的認識。20世紀20年代聞一多在《詩的格律》一文中對此有了進一步的討論。20世紀40年代廢名提出“新詩應該是自在詩”的'命題時,其根本思緒依然是文言言語決議了自在詩。但由於遭到歷史條件的侷限,20世紀前期的新詩在現代化道路上所呈現出的現代性特徵還有一個逐漸展開的過程。不斷要到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當漢語詩歌的發明性在新的文化根底上得以恢復,當人們打破了傳統工具論言語觀的侷限,現代新詩現代性的豐厚內涵才得以真正展開,人們也才真正認識到現代漢語關於現代新詩的基本意義。現代性在詩歌中不再只是表現為題材和主題,而是還觸及到作為現代人的生活的全部豐厚性和複雜性,以及作為符號系統的現代漢語特殊的詩歌言語方式。到了20世紀90年代,無論是所謂“學問分子寫作”還是“民間寫作”,詩人和評論家關懷更多的其實曾經不再是思想的問題而是言語的問題。
當前,關於言語的盲目以及有關言語的審美方式和文化意味不只成為深化討論的話題,而且曾經化為詩人的血肉乃至覺得方式。同時,詩歌現代性的概念還在不時開展。言語、漢語寫作、現代漢詩早已成為20世紀90年代詩歌理論批判的關鍵詞。現代漢語不只從表達方式,而且是從思想方式上深入地決議了現代新詩以致整個現代文學的根本特徵。而一旦把文學的根底樹立在言語之上,對現代漢語之於現代新詩的關係有了全新的認識,才會真正擺脫前述工具論的文學言語觀,使文學真正成為言語的藝術,同時才幹深化到內在邏輯中去了解現代新詩的發作及其演化規律。
以上經過對中國文學漢語的現代化開展過程停止論述和剖析,對漢語現代化的開展特性和主要方式停止回憶,對漢語現代化催生的現代新詩的演化歷史停止梳理,並且對兩者的關係停止討論,能夠得呈現代漢語的現代性與現代新詩的現代化是歷史開展之必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特性和內涵都不同,但是兩者是互相作用,互相影響的,漢語的現代性為現代新詩的現代化提供了前提和根底,現代新詩的現代化又不時豐厚著漢語的現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