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國現代語言與現代文學的關係是具有其特殊的複雜性的，這種複雜性貫穿了兩者產生與發展，所以，單從本土化的視角是無法全面解釋兩者之間的關係的。本文嘗試將現代文學觀念對於兩者產生和發展的影響帶入兩者的關係之中，以明晰兩者間的糾葛。
關鍵詞： 現代文學 現代漢語 文學觀念
1 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的複雜關係
1.1 裂變而生的現代漢語
作為現代中國文學語言載體的現代漢語，並非是在一個平穩的環境中傳承演變下來的語言，而是經歷了一場巨大的人為改造和變革所形成的語言。這就造成了現代漢語的二元性。一方面，現代漢語作為古漢語的衍生語言，在語言元素、語法結構以及文化背景上都具有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絡，並與西方的拼音語言有著巨大的差異。另一方面，現代漢語的誕生是以推翻古漢語體系為目的的，特別是要推翻古漢語的核心文言文。所以，現代漢語的詞彙、語法和表達方式等，都有意識地借鑑了西方的拼音語言。這兩點使得現代漢語帶有古典傳承和全盤西化這兩個極端的特點。
1.2 在文學探索中誕生的現代漢語
眾所周知，中國近代的這次語言變革是以人為的文學革命為先導的，它擔任著創造文學與創造語言的雙重任務。因此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在創生時是具有同一性的，是相伴而生的，我們無法確切指出哪一個最先誕生而創造了另外一個，因為它並非是自然流變的過程，而是有目的的同步過程。
另外，現代漢語作為一種語言形態，依然處於他的早年時期，與其他國家的現代語言相比，例如現代英語和現代日語，都大概晚了100年。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已經基本定型的現代漢語語言形式，給文學創造規定了邊界；另一方面現代文學的不斷創新和實踐，也在把新的元素加入到現代漢語的規則當中。從這個角度講，現代漢語和現代文學的關係不是簡單的決定關係，而是在發源上兩者相伴相生，在後來的發展中，兩者又互相促進和影響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滲透的關係。
1.3 西方文學觀對現漢的影響
現代漢語中的西化部分，除有意識的改變傳統文言中的語序和句子結構之外，其它更深層次的改變都來自現代文學西化的影響。由於一些中國古代文學從未重視的西方文學創作手法，如寫實主義、個性主義和具有現代色彩的唯美主義等等，使現代文學在核心上與中國古代文言文學產生了巨大的分歧，從而因為關注了真實生活和人的個體，在表現形式上，即語言的修辭和結構上都發生了改變。這一點具體對映到現代漢語上，使其產生了一些獨特的性質。
首先，現代漢語作為古漢語的傳承語言，具有東方語言和象形文字語言的文化核心，和產生於西方文化中的文學觀產生相容性的問題；但與此同時，現代漢語部分的西化，畢竟又給予了西方文學觀在中國現代文學創作中的落實以一定空間；最後，就像我們前面所說，現代漢語是一種仍然處於發展階段的語言，西方文學觀在中國文學創作中的不斷加入和落實，也為現代漢語不斷提供者新的表達方式，發掘它在敘事、描寫、表現自我等方面可以發揮的潛力，不斷拓展著現代漢語的邊界。
以上的特點給我們所進行的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之間關係的討論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提示：首先，我們要從修辭學的角度，看到現代漢語作為現代文學的載體，給現代文學提供了邊界；其次，我們也要看到現代漢語的產生是來源於文學的特殊性，關注文學觀念和創作批評事件給現代漢語（下轉第209頁）（上接第189頁）的發展造成的影響；第三，在討論兩者的文化身份時，一定要注意其裂變產生的二元性和由此帶來的相容與矛盾的相互衝突。
2 以文救世——為創造語言而創造文學
以文救世，也就是一文學為啟蒙手段和先導，進行社會變革的文學觀，是中國近代文學變革中佔最中心地位的大文學觀。從巨集觀上來講，中國的現代性並非自發產生的，而是在外力的壓迫下被迫產生的，是以救亡圖存為指向有目的的進行的。而具體到文學方面，也正是中國近代進步知識分子的這種現代性焦慮，孕育了現代漢語與中國現代文學。我們可以看到裘廷樑提出的白話是惟新之本的理論，蔡元培以注音字母救國的思想，還有梁啟超所倡導的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都體現了相同的邏輯，那就是，救國必先救人、救人先要救其思想、救其思想必先要救其文學。
在這場變革中產生的許多現代文學觀，如文學的平民化與大眾化、文學要再現客觀世界、要通過文學人物展示人性的複雜和美好以及文學目的是要張揚作者自己的個性等等觀點也都是在這一大文學觀的影響下，選擇性地從西方引進的。
當文學與語言的變革自然成為了整個中國現代化變革的先導而得到了極大的重視時，我們就看到了在白話文興起初期，為了與文言文全面對立，反對文言相對於白話、書面相對於口語的高位，在語言領域強調開啟民智，創造普通民眾能理解的語言文字，強調語言的生活交際效果；相應的，在文學領域，創作者開始將“販夫走卒”而非士大夫階層作為自己的假想受眾，從而使得在文學格局中，小說代替詩歌散文成為了文學格局中佔據中心地位的文體。這種語言與文字同時進行的“自降身份”的變革，是在以文救世這個大文學觀的指導下發生的，它使得兩者的變革不步調一致、相輔相成，甚至有時能夠融為一體。
3 美學之爭——文學本體的覺醒
但是，被早期革命者忽視的一點是，語言與文學在這一語境下過多地充當了工具性的角色，它們本身的文化傳承性和美學作用幾乎被降到了最低。
前面我們提到，中國的語言與文學在向現代化變革的時候，主要的努力和重心都放在了使之平民化、大眾化和寫實化上。五四時期作為中國近代文學改革的一個標誌性時期，其文學價值觀很好的體現了這一點。以胡適為代表的進步知識分子在審視中國古典文學時，發現了其寫實精神的缺失，他們認為這種缺失是由其所使用的語言——文言文缺乏精確的表達形式與非線性邏輯的核心所導致的。基於此，他們把文學的改良轉化為了語言改良的命題，從而是在新文學的創作中，探索和創造一種新的語言形式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有時甚至是唯一的任務。
但是，文學的本質畢竟不是工具，它有其自身獨特的傳承性追求和審美追求。新文學運動中的“真”有兩重含義：一是再現意義上的“真”，也就是我們論述過的寫實性；二是表現意義上的“真”，要求作家真實地表現出自己的心靈和個性。這兩個意義上的“真”同時與古代文學的“偽”相對立，他們要求在文學作品中的共同實現。所以，當前一個命題導致了文學的工具性時，後一個命題必然要求文學回歸其本體。
作為中國新聞學的先導者之一，胡適的文學思想體現出了兩種要求一度矛盾的狀態。他一方面認為新的語言和文學要完全與舊的形式與精神相對立，這種簡單的對立思想讓他提出過很多作詩當如作文一類的有悖於文學審美的命題，這直接導致了他本身以及受他影響的最七年級批新文學創作者修辭上的粗糙，這也是他的新詩集《嘗試集》為魯迅所詬病的主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在西方文學本體論的影響下，自覺或不自覺地強調著文學自身的價值。
在五四時期，以魯迅為代表的一批作家已經從西方文學中發現了以自我表達為中心的現代散文體與日記體，並嘗試著將之運用到了自己的創作活動之中。而五四之後，以聞一多為代表，新月派詩人意圖將音樂美、繪畫美和建築美加入到新格律詩當中，而朱自清等散文家則對新文學的語言形式表現出了關注，在這些努力的影響下，有人開始對中國傳統文學進行重新審視，發掘其中有益於新文學的審美價值。這些努力最終使新文學的審美體系得到了完善。現代文學終於開始脫離於現代漢語而獨立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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