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近現代每次的社會變革，我們的專家學者們總要對文化與科學的關係討論一番。比如，“五四”運動前後關於中國古代為什麼沒有科學的討論；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關於近代科學為什麼在歐洲而沒有在中國發生的討論，（亦即為國人所熟知的“李約瑟難題”）；以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關於中國近代科學落後原因的討論等等。
以上幾次的大討論被稱謂上個世紀發生的關於我國科技落後原因的三次大討論。而每次的大討論都認為，我們的科技落後與我們的傳統文化密切相關，或者說，與中國文化中注重“實用”的傳統密切相聯。比如，哲學家馮友蘭就認為“中國沒有科學，是因在一切哲學中，中國哲學是最講人倫日用的”;竺可楨強調中國人“把利害之價值，放在是非價值之上。而社會上一般提倡科學的人們，亦只求科學之應用”；而物理學家吳大猷更斷定中國近數百年科學所以落後，“更基本的原因，則系我民族五千年的人本主義文化的影響；民族思想的偏重‘實用性’”。
然而，每次的大討論，都是一次轟轟烈烈的大總結，最後悄沒聲兒的自然結束。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精神的問題始終沒能得到很好的解決。
最近，隨著科學大師霍金的到來以及全世界數學家的雲集我國，媒體上又掀起了一股強勁的“科學熱”。即“科學創新與改造文化環境”問題又成了專家學者們討論的熱門話題。如著名華裔科學家，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先生在日前所作的“對中國科技發展的建議”講演中，就把我國科學創新問題又與我們的文化傳統聯絡起來，認為中國傳統文化過於“推崇”學以致用,缺少西方的那種“求真”，“求美”的精神。
那麼，這次的“科學熱”是否也象上個世紀的三次大討論一樣，轟轟烈烈的總結完，又悄沒聲兒的結束呢？
我想，從時間概念上來說，這次的“科學熱”與上個世紀的三次科學大討論有著很大的區別，因為現在我們已經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一切都要按照WTO的規則與國際接軌，然而,我們仍然以“學以致用”的價值取向參與國際生存竟爭，這種傳統的生活方式與國際是無法接軌的。也就是說，實用精神與科學精神是無法銜接的。或者說，在國際生存竟爭的舞臺上，實用精神無法取得生存的主動權。所以，現在我們既沒有悄沒聲兒的保持沉默的權力，也沒有向後退卻的任何出路，只有為科學創新去改變我們傳統的文化環境，或者說，去改變我們傳統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道德情操、審美趣味和宗教情緒，這才是我們的唯一出路。
何為“科學”？什麼是“經世致用”？
確切地說，這是兩種文化的含義和內容不同的體現形式，或者說，這是兩種價值觀念和兩種思維方式的不同的體現形式。首先，就“科學”這個概念而言，它對中國人來說，是個舶來品。馮友蘭先生說：“中國沒有科學”這是站在文化的角度上下的定義。的確，從文化意義上來說，中國沒有產生科學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文化土壤，所以說，中國沒有科學。科學這個概念對西方文化的本質或內容來說，它是指對客體存在量化把握的具體過程。比如，求客觀公認的知識，因果必至的道理，多分可靠的規矩，這就叫科學。或者說，對自然萬物的無限認識，就叫科學。
這種具體的實證過程，就是科學。中國沒有這樣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因此，中國沒有科學。中國式的“經世致用”，“學以致用”的實用主義知識，與西方文化意義上的科學知識有著本質上的區別。西方文化的科學知識，求的是具體事物內在本質運動的客觀規律，或者說是關於事物內在聯絡和本質的說明，是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答問題，是對客觀問題來龍去脈發展變化的說明。而中國學以至用的知識，求的是客觀事物表面現象的知識，求的是眼前利益的實用知識。簡言之，科學知識給人類揭開的是事物本質的運動規律，而“經世致用”的知識，講的是形而上的運動現象，即人倫日用的實用知識。
眾所周知，我們的文化傳統強調的是“經世致用”，而這所謂的“用”，無非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它把學問求知引向了一種道德目標，知識於是不再是對自然萬物的無限認識，而應有所止，它的“止境”就是“德”。這就是我們傳統文化中的“知止論”，用傳統儒家的話說，就是“學者以聖王為師”，而聖人則“不求知天”。讀書既是為“用”，那麼人們之讀書求知做學問，便頗似葉公好龍，或醉翁之對酒，根本就不是為了知識或學問本身，而是在書本與學問之外，即知識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在這樣的價值取向和文化傳統下，怎麼可能會產生對自然、對事物本身的真正探索，產生求真求美的科學精神呢？
就象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提出近代科學為什麼在歐洲而沒有在中國發生的問題一樣，我們可以繼續提出為什麼西方文化就能塑造出求真求美的科學精神，而中國文化只能塑造出“學以致用”的實用主義精神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並不難解答，這如同同一個種類的花種，會開放出不同種類的顏色一樣。那麼，造成不同種類顏色的原因是什麼呢？那是由它們個自色素基因的不同而決定的。同樣，西方文化能塑造出科學精神，而中國文化只能塑造出實用精神，這是由它們個自的文化基因所決定的。
何為“文化基因”？
例如，西方傳統的宗教文化認為，“上帝”是宇宙萬物賴以形成的本源，因此，“上帝”對宗教文化而言，就是它賴以形成的文化基因；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認為，“天”是世間萬物賴以形成的本源，因此，“天”就是倫理文化賴以形成的文化基因；中國傳統的道教文化認為，“道”是宇宙萬物形成的本源，因此，“道”就是道教文化賴以形成的基因。西方近現代的'科學文化認為，宇宙萬物是由原子組成的，因此，原子就是科學文化賴以形成的文化基因。
這是對“文化基因”這個概念的簡述。
那麼，中國傳統文化的“天”或“道”與西方近現代科學文化的“原子”之間有什麼區別呢？
這兩種文化基因的區別在於：
“天”或“道”是個抽象的概念，而原子是個具體的實物。這就是它們之間的根本區別。
抽象的概念是個空洞的，沒有具體內容沒有可把握可操作的物件，純粹是出於想象的東西。比如，古代的聖王伏羲執政以後，為了建立一種秩序，來統治天下，他仰觀天象，俯察地理，觀鳥獸的花紋，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作的八卦。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賴以建構的具體過程。在《易經》裡無論是天文，還是地理，以及萬物之情，都是抽象的。所以，這樣一個抽象的、沒有具體內容、沒有可把握可操作的東西就決定了中國人的價值取向，它除了研究人倫日用的實用事物以外，就沒有其他可研究的客觀物件，即使出於個人的興趣愛好，搞點科技探索，在古代也被視為小技，為有窮究人倫的行為，才被視為大法。這就是決定中國人幾千年來價值取向的文化淵源，或者說，抽象、空洞的文化理論，只能塑造“經世致用”、“學以致用”的實用主義精神的文化淵源。
西方近現代的科學文化是建立在原子這個基石上的文化理論。原子是個具體的實物，它不僅有具體的內容，而且還可以把握可以操作，所以，研究具體事物內在聯絡和本質說明，就成了西方人的價值取向，比如，德漠克里特說：“我寧願發現一個科學事實，也不願去坐波斯國王”，阿那克薩哥拉說：“活著所以值得，因為它能使我們思想太空和宇宙的秩序”。
的確，在當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發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問題分解成儘可能小的一些部分。
這種技巧也許是在科學中最受過精心磨練的技巧。在科學中，他們不僅習慣於把問題劃分成許多細部，他們還常常用一種有用的技法把這些細部的每一個從其周圍環境中孤立出來。這種技法就是他們常說的ceteris paribus，即“設其它情況都相同”。這樣一來，他們的問題與宇宙其餘部分之間的複雜的相互作用，就可以不去過問了。
這就是西方科學精神賴以形成的文化淵源。
簡言之，使文化理論建立在“具體實物”上的結果，導致了西方民族對自然界產生求真求美的科學精神，而把文化理論建立在,抽象概念上的東方民族，永遠都不會培養出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來。這就是近代科學只能在歐洲誕生而絕對不會在中國誕生的文化淵源。
如果要想把中華民族培養成為一個具有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的民族，就必須要改變我們的文化傳統，即把現代文化建立在具體實物之上，只有這樣，這個古老的民族才能被塑造成為一個據有求真務實的現代科學精神的民族。
當今，無論是國際社會，還是國內社會，都處於一個偉大的變革時代，因此，如何把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由“學以致用”的實用主義精神武裝成為一個據有求真求美的科學主義精神的民族，這對我們未來的發展是致關重要的問題。
2002年8月26日文匯報時評點選欄目第五版刊登了一篇署名為“科學創新必須改造文化環境”一文。作者認為，要想科學創新，就必須要有相應的文化環境。事實的確如此。因為，科學精神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意識的含義和內容的體現形式，所以，沒有相應的文化理論，哪有相應的科學精神呢？
以上我已經提到，“科學”這個概念，對中國人來說，是個舶來品，所以，我們應該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場上，重新審視一下“科學”這個概念的合理性程度究竟有多少。
普里戈金在他著的“從混沌到有序”一書中提到，要解釋牛頓科學在文化中的地位的不穩定性，最好是引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科學與文化的關係的報告。該報告寫到：
一個多世紀以來，科學活動的部分在其周圍的文化空間內已增長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它好象正在代替整個文化本身。某些人相信，這只是由於其高速發展而形成的幻影，這個文化的力線將很快重新申明自己並把科學帶回到為人類服務中去。另一些人考慮，最近科學的勝利最終要給它統治整個文化的資格，而且文化之所以能繼續被大家知道，僅僅因為它是通過科學裝置來傳播的。還有一些人，被只要人和社會在科學的支配之下就會受到操縱的危險所嚇倒，在遠處隱隱出現的文化災難的幽靈。
這樣說來，科學像是文化體內的癌瘤，它的增殖威脅著要破壞整個文化的生命。問題在於我們能否統治科學和控制其發展，或者說，我們是否將被奴役。在僅僅一百五十年間科學已經從鼓舞西方文化的源泉降為一種威脅。它不僅威脅人的物質存在，而且更狡猾地，它還威脅著要破壞最深地紮根於我們的文化生活中的傳統和經驗。受到控告的不是某種科學突破在技術上的附帶成果，而是“科學精神”自身。
無論這個控告所指的是科學文化所滲出的全盤懷疑論，還是通過科學理論所得到的特殊結論，今天人們常常斷言：科學正在使我們的世界降格。幾代以來愉快和驚奇的源泉在它的一觸之下而乾涸，它所觸及的一切都失去了人性。（《從混沌到有序》第65頁）
這就是西方人的科學精神所面臨的危機和困惑。那麼，科學為什麼給西方人帶來如此大的威脅呢？因為，這是他們以原子這個無生命物質體系作為文化模式，來規範一個有生命的流動著的能源系統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簡言之，用無機物的運動規律來規範一個有機物的生活方式，這與客觀規律是背道而馳的。我們不能步入西方人的文化後塵。現在我們要搞科學創新，併為科學創新要改造我們的文化環境，我想這樣的文化環境，必須要有自己鮮明的時代特色和鮮明的民族特色，只有這樣的科學創新，才是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科學精神之路。
論文出處(作者):拓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