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舉是一種制度，但更是一種文化，這種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時代的文人的精神風貌。從科舉與文學的關係來審視和研究中國古代文人及文學現象，無疑會更鮮活和切實地貼近文人及文學本身，把握他們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感情形態，展現他們賴以活動的文化背景，從而在更深廣的範圍來認識古代文學及其發展狀貌。
關鍵詞：科舉文化；古代文學；研究意義
中國古代科舉制是選官制上的新發展，是中國封建政治的一項偉大創舉。科舉制作為制度文化現象，確實在中國歷史上發揮過積極作用。這正如餘秋雨先生所說：“科舉制度給過我們一種遠年的浪漫，一種理性的構想，似乎可以用一種穩定而周全的制度長年不斷地為中華民族選拔各級管理人員。儘管這種浪漫的構想最終不成樣子，但當二十世紀的人們還沒有構建起一種科學的選拔機制，那就還沒有資格來嘲笑它。”[1]這無疑是一種較為客觀而通達的認識。在我們已經諳盡以嘲諷和批判一切傳統文化為己任的虛妄與創痛之後，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學態度重新梳理、認識和借鑑傳統文化的同時，認識、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科舉制度，其必要性已無可置疑。
科舉是一種制度，但更是一種文化，我們把它稱之為“科舉文化”。對於科舉制度，當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討論，但我們在更多地對它作制度方面的關注和析說的時候，卻相對忽視了對它的文化關注。以往的一些學人由於重在科舉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與文學的關係，但並未對科舉的文化意義作足夠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現許多偏狹的認識。科舉文化包容了內在與外在的兩種文化屬性，並由此對文學產生影響，而於林林總總的士人精神存在與文學現象中得以表見。所謂科舉文化的內在屬性，指的是科舉考試內容具備了儒學的與文學的性質，即狹義的文化特質；而科舉文化的外在屬性，指的是由科舉而形成的政治導向性與社會、文化等價值觀，即具有了廣泛的文化特性。科舉文化的內外屬性的湊泊，構成了科舉文化的整體。這一整體又營造了文人及文學賴以成長的文化氛圍與環境。
科舉制度是在中國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漸產生、發展、成熟的，並因而形成了獨特的內涵與形式特色。它所顯示出來的精神觀念和特異色彩，又深刻地影響乃至再造了中國文化。世界上還沒有哪一種制度造就瞭如此龐大的文官隊伍。黃仁宇先生曾經把秦漢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國封建社會結構，作了一個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說是好像美國的所謂“潛水艇加肉麵包”，“上面是一塊長麵包，大而無當，此即是‘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麵包，大而無當，即成萬上千的農民，其組織以純樸雷同為主；中層機構簡單，傳統社會以尊卑男女長幼作法治的基礎，無意增加社會的繁複。上下的聯絡，倚靠科舉制度。”[2]以文官集團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統治機構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養的文化人。作為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文化代表的知識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舉制度塑造出來的。因而，從科舉與文學關係審視和研究中國古代文人及文學現象，就無疑會更能鮮活和切實地貼近文人及文學本身，把握他們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感情形態，展現他們賴以活動的文化背景，從而在更深廣的範圍來認識古代文學及其發展狀貌。
科舉文化與文學的關係是複雜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於科舉，抑或是遠離科舉，甚至否定科舉，但最終都無法逃離這一文化氛圍的籠罩。歸屬與反叛其實都是一種“影響”，雖然其價值評判大相徑庭，但“物件”畢竟是同一的。由此，我們想到文學研究上應該建立一門“影響學”，來進行科學的理論探討或實踐批評，以避免文學研究上的簡單、片面。
我們覺得，從科舉文化的視角來審視文人及其文學現象，其學術意義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時代背景、作家小傳、作品評價的板塊格局，揭示創作主體與作品的直接聯絡。
在文學研究領域，方法與觀念的更新轉變，顯得愈來愈重要。以往的時代背景、作家小傳、作品評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義，也解決了文學中的一些基本問題，但劃界太清，使三者之間的關涉令人有懸隔之感，失之於籠統汗漫、遊談無根。時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樣緊密聯絡起來的，恐怕這在實際上是非常複雜的。而文學的文化研究方法，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可能。作為文化的科舉，它是聯絡世風、士習的最佳中介，也與文學創作建立了較為切近的聯絡。如杜荀鶴，為了科舉及第而積極行卷，幾乎行遍天下，這不能不影響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創作。再如蒲松齡，他一生科場失意，到老鄉試未能通過，其孤憤狂痴寄寓筆端。可以說，《聊齋志異》所展現的就是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當然，科舉只是研究古代文學的切入點之一，並不能說它是打破時代、作家、作品板塊格局的唯一途徑。然而，似乎可以這樣認為，它確是一種最切實、最重要的文化視角。
其次，追索營造特定歷史階段的文化時空，透視作家的整體精神風貌。
中國古代的作家都生活於特定的歷史文化時空當中，在這一特定歷史文化時空中思考、創作。由於時代的睽隔、歷史的變遷，白雲千載，哲人其萎，我們想完全置身於那一時代的現實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們已無法完全復活一個唐朝，去繁華的長安街上領略磊落唐風；我們也無法完全復活一個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裡觀賞萬家燈火。然而，這一缺憾可以通過對當時的歷史文化的考察及對文學作品的文化說解獲得一定補償。科舉制度驅動無數文人負笈遠遊、求學應舉，這無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動。譬如唐朝舉子紛紛來到長安，穿著白麻衣行走在長安街市上。他們的大多數帶著強烈的科舉仕途慾望聚集到這裡，懷著新奇與激動打量著這座繁華雄偉的帝都，登第的喜悅與落第的沮喪形諸歌吟，春風得意與鎩羽還鄉決定了他們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詩中即反映出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頗堪吟味。這不是文學的懸想，而是歷史的真實。在充分佔有材料的基礎上，進行理性演繹，認真切實地把握每個作家的生活空間，這無疑會更能充分了解和發掘作品的思想內蘊與情感內蘊。
如上所說，科舉不只是一種制度，它更是一種文化。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時代的文人的精神風貌。唐代科舉制度初創，這一新的選官制度刺激了廣大庶族寒士從政入仕的強烈慾望，使唐代文人昂揚奮發、豪邁奔放；宋代科舉幾乎成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優，使宋代人飽讀詩書、博雅風流；元代科舉幾經廢立，且極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體沉淪，他們充滿絕望、憤懣，與倡優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舉以八股取士，科舉成為牢籠志士、驅策英才的專制工具。這時的文士多在一燈如豆下寫作或背誦八股時文，空疏而迂腐。當然，這裡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時代的總體傾向，但一代文學風貌，莫不與此相關。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對作家群體、詩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現代文學理論為我們研究古代作家群體及流派提供了巨集觀方法，給予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結合中國古代作家群體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狀態來考慮問題，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學實際的錯誤結論。科舉制度的建立，在一種新的方式上加強了文人隊伍的聚合。如座主與門生的關係、同年關係、師弟子關係，等等，這些關係都有可能導致文學集團或文學流派的衍生。這是具有原生態的文學現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於現代的文學理論模式，但確是古代文學發展的實際。
在這方面，歷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學研究的前列。何冠環先生有一本小書，其題目為《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作者從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胡旦榜進士這一角度切入，析論了他們與宋初朋黨的關係。[3]這一視角頗為獨特，也頗具眼光。這種考察符合北宋朋黨的真實面目，這種切入角度對文學研究也有啟示意義。由此，我們來看古代的文學集團或流派，有些情形就與科舉密切相關。就唐宋古文運動看，它在文學史上的巨大貢獻和作用，已為許多學人注目並加以研究。那麼，唐宋古文運動何以能夠興起，其組織方式是什麼，原因可能很多。但我們覺得，一個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舉。韓愈不顧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師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韓門弟子”，這些人大都成為古文運動的中堅。所謂韓門弟子，就與科舉行卷之風相關。以師弟子關係為組織形式，是韓愈倡導古文運動的關鍵。他著《師說》要恢復古代從師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顯明。有意味的是，這一組織方式為北宋文人所承繼，宋代的許多古文家都強調師道，就是一個明證。此外，如明清科舉的鄉試、會試與文學集團的形成也有著一定的關係，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這種視角與取向，無疑會促使我們以更為切實的態度，拓展思路，獲得學術的新視野與新思維。
第四，有助於加強對創作主體的自我文化關注的考察及以科舉文化為題材的文學作品的系統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強調要加強古典文學研究的文化意識，提出了歷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們認識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學，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把社會概況僅僅作為外部附加物貼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應當研究一個時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個時代的總的精神狀態，研究在這樣一種綜合的‘歷史——文化’趨向中，怎樣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從而產生出一個時代以及一個群體、個人特有的審美體驗和藝術心態。”（《日晷叢書》總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這樣進行學術研究的，他的《唐代科舉與文學》就是採用歷史文化研究方法的範例。他有意識地溝通曆史與文學，在充分考察那一時代的文化背景上來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以及相聯絡的時代風貌與社會習俗。[4]這種研究實際上是以人為軸心的文化研究，它所關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狀態，並使這種生活方式、文化心理與情感狀態在某種歷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顯。科舉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視角之一。“科舉制度產生於7世紀初，一直存在到20世紀的頭幾年，足有1300年的歷史。有哪一項政治文化制度像科舉制度那樣，在中國歷史上，如此長久地影響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態呢？……研究中國封建社會，特別是研究其文化形態，如果不著重研究知識分子的歷史變化，那將會遇到許多障礙。”[5]知識分子的歷史變化與科舉制度的聯絡如此緊密。通過科舉制度，可以考察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態，這確實是歷史文化研究的一種最佳方式。
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從知識分子對科舉制度的認識、態度中，又可以看出創作主體的自我文化關注，以更進一步透視文人的精神世界。這種自我文化關注，主要表現在科舉文學當中。對這一大宗文學作品，我們以往似乎未給予足夠的重視。這些作品除表現士子功業意識、濟世情懷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窺見士人的自我情感體驗及對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詩很多，有自陳落第的，還有慰人落第的，情調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視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戲曲小說中對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傳奇中，往往表現士人“婚”與“仕”的矛盾，揭示出當時進士階層普遍的悲劇心理，是士人意識的集中體現。明清時期，對士文化的描寫與反思之作出現，其思想內蘊更為深刻。總之，如果對科舉文學系列進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認識，那麼，我們對一些文學現象本身的研究可能會更為深刻而切實了。
參考文獻：
[1] 餘秋雨，《山居筆記》，文匯出版社，1998年。
[2] 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
[3] 何冠環，《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中華書局，1994年。
[4] [5]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