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星璀璨的區域文化中，河洛文化無疑是其中一個耀眼的明星。與三晉文化、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相比，河洛文化有何特點?又如何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形成與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慶柱對本報記者的提問進行了一一解答。
區域文化中的“核心區域”文化
《中國社會科學報》：作為一種區域文化，河洛文化的範圍涵蓋哪些地方?我們應該如何界定河洛文化在中華歷史文化中的位置?劉慶柱：河洛文化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區域文化之一，學術界一般認為河洛地區以今洛陽為中心，地理範圍包括今豫西、晉南一帶。河洛文化不是一般的中國古代區域文化，它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區域文化中的“核心區域”文化，屬於中國古代歷史文化中的“根文化”。所謂“核心區域”文化，就是影響整個國家的文化;所謂“根文化”，就是國家的文化之“根”。在河洛地區南部山區一帶，近年來發現了多處舊石器時代的古人類遺存，這些舊石器時代的重大考古發現被評為當年度全國十大考古發現。豫西地區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是中國古代文明形成之前，在當今中國地理範圍之內考古學文化影響最大、最深遠的史前區域文化。廟底溝文化(即廟底溝型別)孕育出河南龍山文化，繼之又在廟底溝文化、河南龍山文化基礎上產生了夏文化及中國古代歷史文獻記載的第一個王朝——夏。
半個多世紀以來，在河洛地區考古發現的王城崗城址、新砦城址、二里頭遺址、鄭州商城遺址、偃師商城遺址被學術界認為是夏商王朝的都城遺址。古代都城是古代國家的政治統治中心、軍事指揮中心、經濟管理中心、文化禮儀活動中心，是古代國家歷史的縮影，古代都城所在地是古代國家的“中心”地區，上述夏商王朝的古代都城遺址充分證實了其所在地河洛地區是夏商(早期)王朝的中心地區。從河南龍山文化時代的夏王朝早期都城遺址——王城崗城址、新砦城址，到夏代晚期的都城遺址——二里頭遺址，說明夏文化源於河南龍山文化，而從河南龍山文化發展到夏文化的主要歷史平臺就在河洛地區。如果說廟底溝文化在河洛地區孕育了“華夏文化”，那麼“華夏文化”的形成與早期發展，則在河洛地區夏商都城遺址得到考古發現的科學佐證。從“三代”的“華夏文化”，到漢唐時代“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河洛地區在中國歷史上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漢武帝時期，伴隨著函谷關從靈寶東移至新安，促進了漢唐時代河洛地區與關中地區的“一體化”，使“漢唐兩京”成為“漢唐盛世”的“中心”。漢唐時代河洛地區的古代都城、帝王陵墓、禮制建築與宗教遺存等許多重要考古發現，使我們清晰地看到河洛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形成與發展中的歷史核心作用。
“三城制”始於北魏洛陽城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國曆史上的很多都城誕生在河洛地區，您如何看待河洛文化對我國古代都城建制的影響?劉慶柱：從中國古都發展史看，河洛地區考古發現的二里頭宮城遺址、偃師商城遺址奠定了此後三千多年中國古代社會歷代王朝都城佈局形制的基本文化基因，如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的都城以宮城為核心的佈局，宮城之中“宮殿”與“宗廟”的二元格局，宮廟政治性建築的“一門三道”與“一門四塾”規制。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是中國古代都城宮城中最早的“擇中而立”的典型，它們確立的正規化一直為中國古代歷代王朝都城之宮城所延續。作為從王國時代到帝國時代國家歷史物化載體的中國古代都城，河洛地區的東漢雒陽城從漢長安城“宮城”與“亞宮城”並存發展為“雙宮城”至“單宮城”，都城從西漢時代的“坐西朝東”改為“坐北朝南”。與古代都城變化相對應的是“若都邑”的帝王“陵墓”，從西漢帝陵的“坐西朝東”改為東漢帝陵的“坐北朝南”。帝陵陵園結構由西漢帝陵陵園的帝陵與皇后陵的“同塋不同穴”、二者各置一個陵園，變為東漢帝陵的帝后“同穴”。東漢都城與帝陵的上述規制變化影響深遠，為東漢以後歷代王朝所基本繼承。
夏商周時代的“華夏文化”，至秦漢時代統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權帝國的建立，中華民族文化形成。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河洛地區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它們集中反映在鮮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時從“長城地帶”的“平城”(今山西大同)徙都洛陽，開創了中華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大發展的政治、文化格局，從華夏文化發展而來的中華民族文化在河洛地區被北魏王朝認同，河洛文化也成為多民族形成的“國族”——中華民族的核心文化。鮮卑人統治的北魏王朝徙都河洛地區，無疑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有著里程碑意義。孝文帝營建的北魏洛陽城，由宮城、內城和郭城組成，北魏洛陽城“三城制”取代魏晉洛陽城、兩漢都城與先秦都城的“雙城制”，從古代國家層面完成了從王國時代到帝國時代的根本性轉變(作為帝國時代的兩漢都城與魏晉洛陽城的“雙城制”和帝國時代的“時間差”，應該是“物質文化”與“政治文化”發展中的相對“滯後性”決定的)，併為此後隋大興城、唐長安城、宋開封城、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所承襲。
“有容乃大”的河洛文化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如何看待河洛文化與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動?劉慶柱：宗教在人類歷史文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漢代佛教經西域傳入中國，成為有容乃大的中華民族文化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河洛文化的“有容乃大”，在佛教文化的“漢化”與“漢式佛教”的形成方面，有著世界性歷史意義。中國的第一個佛教寺院白馬寺，就建在東漢雒陽城。永寧寺作為國家大寺，營建於北魏洛陽城宮城正門之外、都城中軸線的銅駝街。河洛地區是漢式佛教形成與發展的“聖地”。開鑿於北魏王朝、興盛於大唐王朝的洛陽龍門石窟，是中國“八大古都”之中唯一開鑿的國家級佛教石窟，是漢式佛教的“國家工程”。正因為佛教於東漢時代在河洛地區“生根”，在北魏洛陽城時期發展，使佛教融入中華民族文化。此外，儒家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要內容，漢代國家確立的儒家思想、儒家學說地位，在河洛地區的中心東漢雒陽城遺址得到見證。洛陽考古發掘的漢魏洛陽城的太學遺址、辟雍遺址、明堂遺址，以及太學遺址出土的儒家經典“熹平石經”，是目前所知時代最早、級別最高的古代中國主導思想意識的物化載體。與此同時，許慎的《說文解字》就完成於河洛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