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文化轉型 文化現代化 價值體系
[論文摘要]中國文化隨著社會的轉型正在經歷著文化現代化的過程，與此同時，價值觀與價值體系的建構也勢在必然。探討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歷程、特點，反思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命運，研究價值觀和價值體系建設的規律，對於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繁榮、大發展，促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 中國文化的客體化及其歷史機緣
晚清以降，中西文化遭遇使原本為一自足系統的中國文化發生了根本性的變故，以致於有人稱之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對此可以從表象上作出種種描述和刻畫，迄今為止已經不知有不少人做過這項工作，但其實質究竟如何，仍有探究的餘地。
“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始終是近代以來國人的一個無可逃避的任務。耐人尋味的是，無論是“認識中國”的必要性還是它的可能性，均源自同一個事實，即中國與西方的相遇(其實更恰當的表述應該是“西方”對“中國”的“發現”，請注意“中國”的“被動”性)。在這一特定的歷史情境中，中國文化面臨著雙重客體化命運：一方面，中國文化淪為西方文化的物件和他者，西方人對於中國的想象、中西文化的交往不是互主體性的關係，而是主一客體關係，中國文化作為一種異己的他者被塑造著，其存在彷彿只是為著顯示作為征服者的優勢文化的主體地位和主導姿態而已；另一方面，中國文化原本即為中國人的自我，但在現代性語境中，它卻成為中國人的一個物件化了的規定，即主體的客體化。對於國人來說，中國文化本來是主格的，然而在西方文化映象中，它面臨著被賓格化的境遇。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文化的客體化境遇一旦積澱為國人的自我審視方式，形成一種強烈的文化自卑情結，就將不可避免地步入“自我殖民化”的誤區和歧途。我們知道，任何“解放”歸根到底都只能是一種內在性的行為，即自我解放。對於文化或文化意識而言，同樣如此。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心態既是文化上喪失自我和自主意識的結果，同時它又反過來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喪失。對於一種文化而言，“傳統”和“過去”不是一回事，“傳統”是“活”的，“過去”則有可能是“死”的。
其實，文化只有作生命觀才是本真狀態的，才是鮮活的。這恰恰是現代新儒家文化觀的深意之所在。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1958年合寫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作為新儒家的文化宣言，其意義非同小可。其中最為重要的，要算對於中國文化的恰當態度——對文化作生命觀的態度——的確立和貞定。該宣言指出：“我們首先要懇求：中國與世界人士研究中國學術文化者，須有肯定承認中國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因而不能用“憑弔古蹟”的態度去對待中國文化”，否則，“中國之歷史文化，在他們之前，必然只等於一堆無生命精神之文物，如同死的化石”。的確，由於我們對本土文化採取了一種物件化的審視方式，就將必然地導致一種價值中立的知識論態度。應該承認，這種知識論的“客觀的”態度，恰恰是我們逐步喪失掉對本位文化“溫情與敬意的瞭解”的深層次原因。
與此相反，那種內在體認式的、反身性的姿態，才是看待生命的態度和尊重生命的學問。“這種學問，不容許人只先取一冷靜的求知一物件，由知此一物件後，再定我們行為的態度。此種態度，可用以對外在之自然與外在之社會，乃至對超越之上帝。然不能以之對吾人自己之道德實踐，與實踐中所覺悟到之心性。”(而中國文化的祕密就存乎現代新儒家之所謂的“心性之學”。
任何一種文化只有作為本體論規定時才是有生命的，一旦被物件化為客體(亦即被知識論化)，它就變成“死”的了。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題在於，如何由知識論態度迴歸本體論態度，從體認的角度去重新定位本土文化，以恢復其內在的生命力。
2．中西古今之爭是“假問題”還是“真問題”
自東西方文化近代相遇以來，特別是在“五四”時代的文化論戰中，人們喜歡對中西文化作二元劃分並把它們對立起來，如陳獨秀的《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李大釗的《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都表達了這種思路。這種劃分不免有簡單化之嫌，但的確也抓住了問題的要害，具有本質意義上的真實性。因為它不僅僅是基於想象，更是基於東西文化實際衝突的歷史事實，且為後來東西文化交往所遭遇的尷尬進一步證實。
中西文化的差別是明顯的，這是不爭的事實。所以，問題不在於中西文化有無差別，而在於如何確認差別的性質。“五四”時代有一種很有影響的觀點，認為“東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質文明”，如張君勱、梁漱溟等的主張。胡適反對這種觀點，他認為：“凡一種文明的造成，必有兩個因子：一是物質的(Materia1)，包括種種自然界的勢力與質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1)，包括一個民族的聰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運用自然界的質與力的作品；沒有一種文明是精神的，也沒有一種文明單是物質的”。
因此，“我們可以大膽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絕不輕視人類的精神上的要求。我們還可以大膽地進一步說：西洋近代文明能夠滿足人類心靈上的要求的程度，遠非東洋舊文明所能夢見。在這一方面看來，西洋近代文明絕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義的(Idealistic)，乃是精神的(Spiritu-a1)”[]‘丹。然而，弔詭的是，胡適又提出：“東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知足的東方人自安於簡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質享受的提高；自安於愚昧，自安於‘不識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發見與技藝器械的發明；自安於現成的環境與命運，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樂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圖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順民”。這說明，他不僅承認中西文化有著根本取向上的異質性，而且承認這種差異體現在西方文化外向探求和中國文化內在超越之間的分野方面。顯然，這裡隱含著東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質文明的潛在判斷，從而陷入自相矛盾之中。難怪當年就有人指出：胡適的這些說法“很容易使人誤解他所謂東西文明仍然有‘根本不同之點”。胡適在文化比較問題上的觀點的這種不自洽，客觀地意味著中西文化二元對立關係的某種真實性。事實上，物質和精神在一種文明中不是有無的問題，而是主次的問題。胡適把這兩者混為一談來反駁“東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質文明”的觀點，顯然缺乏足夠的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