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現代性文化 “于丹現象” 自覺
論文摘要:作為一種“觀念遊戲”，“現代性文化”觀念內蘊著“理性”向“合理性”轉化的症候。作為一種“大眾文化”，“現代性文化”開啟了大眾或公眾基於“合理性問難”的文化批判向度。立足於“現代性文化”批判的視閡，“于丹現象”毋寧說是對“現代性文化”批判的別樣呈現。它的“粉墨登場”是中國社會現代化發展到這個特殊階段的必然要求，是文化中國站在在民族文化更新的角度對現代中國民眾特別是80後90後一代的“普遍理性啟蒙”。中國“現代性文化”的當代呈現，一方面需要立足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學派或現代群體的置換;另一方面，現代傳媒與高科技是當代文化再創造活動中不可或缺的應用開發資源。加速人自身的現代化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關鍵，而加快中國現代性文化的自覺呈現卻是關鍵的關鍵。
一、現代性文化批判的呈現——“于丹現象”
文化“是一個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其他人類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性的複合體”川。對於這一“複合體”作出總體性的價值審視和觀念把握，從而達成人的文化自覺，便構成文化哲學的研究視0或使命。而作為一種自覺的哲學形態，文化哲學的.基本規定正規化、總體批判態度和理性重建勇氣都是人類文化實踐和文化“創制”所關切所追求的價值鵲的。其中至關重要的是對文化的適應性和文化的規範性二重功能的圓融性理解和理性適度把握。一般認為，文化的適應性即對文化現象的認同;文化的規範性則指範導性的原則說明和批判性的理性考察。二重功能互相制約、彼此牽制，共同模塑著人類文化精神的走向和社會文化現象的演進擅變。簡而言之，文化是在人類具體的社會實踐活動中發育積澱昇華並反映人的本質性維度的“真實”存在。其一經形成，便通過“內化”作用承諾出不同的人生價值，衍生出不同的人生意義。並且，文化本身在此“內化”過程中得以建構，得以傳播，得以發用。
“現代性文化”觀念肇始於16世紀的西方，它以人性解放和知識統一性兩大“神話”為哲學依據。一般來講，其思維模式為二元對立或主客二分，價值邏輯上以“工具理性”為價值取向，方法論上站在“科學主義”的立場上，認識論上以“自我意識”為核心，社會歷史觀上高揚“人類中心主義”。作為一種“觀念遊戲”，“現代性文化”觀念內蘊著“理性’，向“合理性”轉化的症候。這一點已由馬克斯/韋伯的“祛魅後的諸神不和”所隱喻。作為一種“大眾文化”，“現代性文化”開啟了大眾或公眾基於“合理性問難”的文化批判向度。不可否認，“現代性文化”在現代社會共同體一系列領域的精心“設計”程序中業已彰顯其功效，正如哈貝馬斯所預言的“現代性是一項尚未完成的設計”。但同時，對“現代性文化”的疑懼也綿延起形而上的文化認同危機和針對“價值一意義”真空地帶的後現代文化“超越”之旅，儘管步履維艱，“樣態”百出。而正是在這疑懼與建構中，“現代性文化”獲得了自我批判與自我調適的能力和空間，從而在與社會大眾的深刻照面後愈來愈堅定地捍衛自己的現代“文化霸主”地位，呈現自己現代“文化批判”的“普遍理性”向度。這裡所謂的“普遍理性”向度，不僅指技術性向度，更多地指向其公共性向度，規則性向度和超越性向度。
“于丹現象”的出現即為一範例。拋開這一夜串紅、倍受青睞的浮光抨影，靜心審視和反思這一文化現象的合理性、合法性，我們會不約而同地問到:這一現象背後究竟向我們昭示了什麼?其合理性何在?有何意義?為何走紅?如何解讀?問題使人反思，反思使人發問。而發問本身就是對這一文化現象的本體論澄明。
立足於“現代性文化”批判的視閡，“于丹現象”毋寧說是對“現代性文化”批判的別樣呈現。
二、現代性文化的呈現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
“現代性文化”自近代傳播發育到中國以迄，“科玄之爭”的陰霆就象幽靈般縈繞在我們心頭，激烈較量，復扎博弈，成了揮之不去的爭論話題。拋開“現代性”內在的衝突和風險性後果，以現代公民社會的“文化整體性人格”作價值承諾，客觀公允地講，“現代性文化”的“教化”和實踐無疑大大提升了我們國家的綜合實力。而伴隨綜合實力的增強，繼之而起的是社會價值信仰的迷茫和本土文化尋根的“熱情”。就個人層面講，“現代性文化”撕裂了農耕文明時代地域性傳統紐帶和“程式化”社會關係，形而上的“文化一價值”認同危機由此而發，並導致本土文化的“復興”和在“復興”中獲得“文化一價值”上的心靈阪依，以此來尋求精神上的生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