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的現代化作為整個社會現代化的核心與目的，既是一個歷史的範疇，也是一個文化的概念。就文化而言，它是指人在精神上脫離和超越傳統文化，並逐漸獲得現代性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需要理性地廓清傳統道德文化的內涵，具體地分析現代性的精神實質，正確地對待現代性與傳統道德文化的異質衝突，積極尋求二者的結合點，為社會整體現代化提供精神源泉與動力。
關鍵詞：人的現代化；傳統道德文化；現代性
中國的現代化經歷了一個從物質技術層面的被動學習，到政治制度層面的逐漸覺悟，再到思想文化層面的深刻反思的過程。作為思想文化的創造者、繼承者和變革者，文化的現代化即人的現代化。隨著現代化程序的深人展開，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人的現代化是社會現代化的核心與目的，是社會整體現代化的精神源泉與動力。在中國，人的現代化是相對於傳統社會和傳統文化而言的，因此人的現代化既是一個歷史的範疇也是一個文化的概念。從歷史的角度看，人的現代化是指隨著中國社會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而發生的人的相應轉變過程。從文化的角度看，人的現代化是指人在精神上脫離和超越傳統文化，並逐漸獲得現代性的過程。因此，對傳統道德文化的批判和超越以及現代性精神內涵的獲得構成了人的現代化的兩條基本線索
一、對傳統道德文化內涵的理性考察
希爾斯在《論傳統》一書中認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除去其個體特性差異之外，都是對他們出生前人們就一直在做、一直在想的事情的近似重複。"
“新事物的形式與實質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度存在的事物，並且以這些事物為出發點和方向。傳統是在過去形成並延續至今，在人們的生活中始終起作用的活著的東西，對於生活於其中的人們而言，不管喜歡與否，傳統就是生活本身。
在中國，傳統是一個複雜的綜合性概念。從經濟角度看，它意味著以家族為本位的自然經濟、農業文明；從政治角度看，它意味著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統治；從文化的角度看，它意味著三綱五常、修身養性又兼濟天下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從自然經濟和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制度中提煉和昇華出的一種道德智慧、道德文化。儒家文化最初表現為變革時代以孔孟為代表的道德智慧，以漢代董仲舒提出“罷黝百家、獨尊儒術”為標誌，逐漸轉化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因此，儒家文化實際上有兩種形態：一種是春秋時期由孔子創立，後經孟子、荀子發展而成的原生態的思想體系；另一種是漢代獨尊儒術之後被意識形態化的儒家思想。作為前者，“它的根本出發點是‘仁者愛人’的人道主義，理論取向是現世的人文關懷；它主張仁政，強調‘德治’；重視人生的價值，強調人格的獨立；追求‘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社會理想”。作為後者，經過意識形態化和世俗化兩個方面的發展，已不再是對人類精神的自我反思，而是對現實利益的一種平衡；不是超越於事務和現象之上，具有形而上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而是沉浸在具體歷史情境中，隨波逐流。它以儒家的面目出現，但又常常篡改儒家的原義而行一己之私。
可見，官方化、意識形態化的儒家文化是一種失去了批判性的、異化了的道德文化，而且作為一種政治文化，幾千年來，在官方各種方式的推崇、倡導下日益世俗化，並滲透、熔鑄到人們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之中，甚至積澱為“集體無意識”，有形無形地支配著人們的精神和作為精神外化的社會生活和社會實踐。所以，對人的現代化和現代性精神內涵的獲得形成阻滯力的恰恰是後一種儒家道德文化傳統。這種文化傳統具有以下幾個特徵：
第一，權力本位的政治文化。中國歷史文化素來把一切間題首先看作政治問題，於是，道德文化首先就是政治道德文化，而極具中國歷史特色的政治道德文化是一種權力決定論的價值體系。從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到孟子的“仁者宜在高位”，都清晰地體現了士大夫階層以道德文化主體而問鼎政權的歷史追求和以道德改造政治的文化追求。如果說道德追求的終極目的就是成“聖”，那麼，由“仁者宜在高位”自然可以推匯出“聖”者“宜”為“王”的所謂“內聖外王”的政治主張。因此，孔子所開創的“在野論道”的道德文化傳統，逐漸邊緣化，“學而優則仕”成為士大夫階層的主流意識。政治與道德的合流以及知識分子的制度化，使其無法作為社會的良心和正義對政治保持批判的向度。
第二，關係本位的倫理文化。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在理上、情感上以及人生價值的追求上具有強烈的相互依賴性，而西方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雖然同樣存在某種相互依賴，但是占主導地位的思維方式或生活方式是人在心理上、情感上以及人生價值追求上對神的依賴，或對自身的依賴。中國文化中制度聽命於人及人際關係，再好的制度安排也可能被人為因素、特別是人際關係所打破，所以，中國社會中人與人的整合方式主要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儒家特別強調“為政在人”，並主張“任人惟賢”、“任賢使能”；重風氣，重教化，“移風易俗”、“正人"而後正天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以禮讓治國”，“禮大於法”，反對嚴刑峻法的法家政治。
第三，群體本位的價值理念。中國傳統文化是群體理性文化，本質上就是一種倫理文化。在處理個體與群體的關係問題上，以儒家價值觀為代表的中國傳統道德的核心就是群體主義思想，其基本精神是追求和諧統一，即在維護群體價值優先的前提下，認可和尊重個體價值，並主張以“禮”為中介，“禮之用和為貴”，通過個體對群體的倫理認同和義務承擔形成群己和諧、“群居和一”的社會格局。從“詩經”中提出的“夙夜在公”到賈誼在“治安策”中說的“國而忘家，公而忘私”，反覆強調的都是群體優先的理念。這種價值理念，要求人們一切行為以維護群體利益，保證群體和諧為目的；家國同構，家族是縮小了的國家，國家是擴大了的家族，家、國、天下是統一的。在近代，受現代化浪潮的衝擊，傳統的家族本位觀念被打破，但取而代之的不是現代性意義上的個人主義，而是國家主義。康有為《大同書》就認為家族意識妨礙國家意識，因而主張去私產、廢家庭以增強天下意識。
二、對現代性精神實質的具體分析
作為後發外源型現代化，現代性對於中國文化傳統而言，是異質的，二者的衝突在所難免。中國人的現代化就是在傳統與現代的激烈衝突中艱難地獲得現代性精神內涵的過程。
何謂現代性？它是一種物質、體驗，還是一種時間意識？是一種文化的總體性，還是社會的歷史程序？是單一的還是複合的？在近年來關於“現代性”的研究中，學者們觀點各異，莫衷一是。
衣俊卿認為，“現代性就是西方工業社會在現代化程序中生成的、與傳統農業社會的經驗本性和自然本性相對的一種理性化的文化模式和社會執行機理，它是人類社會從自然的地域性關聯中‘脫域’出來後，所形成的一種新的、‘人為的’理性化的執行機制和行為規則。
萬俊人認為，西方社會的“現代性”內涵主要有三個方面，即個人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而從根本上說，隱含在這三個基本要素背後的核心理念則是自由主義，更具體地說，就是個人權利或個人主義的人權觀念。這種個人主義的權利價值觀念和取向，不僅導致了西方現代社會和現代文化的內在分化與衝突，埋下了社會價值關係分化衝突的禍根（如社會正義安排和公平分配等問題），而且更為深遠的是，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和膨脹的人類“自我中心主義”，誤導了現代人的基本行為方式和道德。
周穗明認為，所謂“現代性”，主要是指啟蒙運動所開啟的近代西方社會現代化的基本原則，即以個人主義和理性主義為中心的、處於主流地位的現代西方文化觀念。理性主義是“現代性”的根本特徵，個人主義是“現代性”的第一要義。“現代性”在現代社會中可以具體歸結為社會領域的世俗化；社會關係的制度化、法制化；經濟領域的工業化、市場化；政治領域的民主化；人類生存狀態的都市化；文化的個性化；等等。 陳嘉明認為，現代性主要是一個哲學範疇，是現代化的結晶，是現代化過程與結果所形成的屬性。現代性具有如下三個特徵：首先，它標誌著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表現為與某些傳統的斷裂；其次，自由構成現代性的核心，人的各種權力的保障構成現代性的前提；第三，現代性表現為建立起競爭機制與合理的規範，即競爭的理性化。
賀來認為：“現代性”是我們這個時代處於霸權地位的意識形態和主導話語，是現代人生存命運和現代社會基本架構最重大的塑造力量。“現代性方案”通過承諾一個目的論式的、總體的巨集大敘事來獲得生活的意義和社會的目的。現代性的核心價值—理性主義相信社會組織的理性化和人的理效能力將使人獲得終極的自由和幸福。
綜合以上觀點，可以看出，在諸多中國學者的視野中，作為表徵近現代社會變遷的精神底蘊和實踐理念的哲學概念，現代性主要表現為主體性。人的主體性覺醒開始於文藝復興，經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主體性得到了極大的弘揚和推崇，最終強化為對理性的崇拜。理性與科學精神的張揚帶來了科學的迅速發展和技術的廣泛應用，社會生產日新月異。馬克思曾經說過：“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彷彿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裡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
然而，現代性在顯示自己的進步性、合理性與必然性的同時，因對理性主義與科學主義的過度推崇，也隱含著越來越嚴重的工具化、標準化甚至非人性化的傾向。進人20世紀，高度的精神文明並沒有伴隨著高度的物質文明而到來，科技的發展也沒有帶來道德的普遍提升，追求進步的人類卻因此屢屢陷人戰爭的泥潭，要求自由的個人更感受到無處不在的禁錮……在現代性凱歌前進的同時，理性發生扭曲，形成了對社會生活的專橫統治；主體發生分裂，導致了精神生活的分崩離析……所以，對現代性，我們不能單純地從一個角度、一個層面來看待，也不能籠統地輕言終結現代性或堅持現代性。在我們表達對現代性的看法和態度前，必須首先明確：對於現代性，我們要終結什麼，堅持什麼。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把握現代性的精神實質，早日實現人的.現代化，從而深化社會整體的現代化程序。
三、現代性與傳統道德文化的異質衝突
現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體性、理性和創造性，而以儒家道德文化為精神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以德性論為核心，其倡導的絕大多數美德，在嚴格的社會等級關係的控制下，均表現為對外在權威和力量的無條件屈從和尊崇，人的主體性、創造性受到極大的壓抑。這種傳統文化對現代性精神內涵的獲得形成了極大的文化阻滯力。因此，中國人的現代化必然首先表現為對儒家道德文化傳統的反叛和超越。
雖然，以群體為本位的整體主義思想，使得人類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擺脫對自然的依賴，建立起對自然的獨立性；使得群體具有很強的凝聚力、生命力，對戰勝自然，維護社會穩定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同時還加強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絡，使人們產生強烈的一體感和歸屬感。但是，由於整體主義原則把封建統治集團的利益絕對凌駕於個人利益之上，把個人的個性尊嚴、價值品質看作是微不足道的、偶然的，於是，消解了個體的獨創性。在中國，個人只有依附於群體才有氣魄、有力量，一旦脫離群體就會垮下來，單個的個體根本無從容展露生命的衝動和創造性。
中國傳統道德是以群體為中心組織起來的，但它與現代以團體為中心的道德話語有很大的不同。古典道德處理的是個人與個人、個人與他自身的關係；而現代道德在本質上則是個人對於團體的關係。梁啟超把中國古代的道德稱為“私德”，把現代道德命名為“公德”。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現代化的迅速展開、公共生活的發達，呼喚具有“公德”意識的現代“公民”。然而，在傳統道德文化的薰染下，個人的獨善其身仍然是走向道德的主要方式。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最具有批判意識的知識分子階層也僅僅是舊制度溫順的“臣民”。所以，作為現代性成長土壤的市民社會在中國的成長十分緩慢。
較早意識到傳統道德文化與現代性異質衝突的是以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他們率先向儒家傳統道德文化發難的文化運動。這場運動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它完成了我國近代思想史上的第二個重大發現，即不僅發現自己的國家不是強國，而且發現自己不是‘人’—不是現代意義上的‘人’。他們發現：要把國家推向現代化，除了必須改革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之外，還必須改革人的精神素質，療治和重新塑造人的靈魂，把人當成人，變成具有現代文化意義上的人。“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他們才真正找到這個‘本’。這個‘本’，就是負載著文化的‘人’。但不是舊文化體系所規範的那種意義的人，而是具有現代意義的人。在他們看來，中國的自強之道，就是迎接現代化的挑戰而走上世界強國的道路，而國家的現代化，首先是人的現代化。因此，改造人的精神素質，重塑國民的靈魂，便是開啟我們民族現代化大門的鑰匙。這就是‘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找到的民族更新的突破點和生長點。
通過對現代性與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異質衝突的考察，使我們比較清晰地看出中國人的精神發展的走向與困境。在“傳統”源遠流長，“現代”勢不可擋的狀況下，我們既要超越“非人”的傳統道德文化，凸顯人的主體性、創造性和理性，又要守護真正的文化之根；既要獲得現代性的精神實質，又要避免現代性被工具理性化的悲劇，因此，中國現代性建構依舊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