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中華民族；祖國；鄉土；民族文化
中華民族在相對封閉隔離的內陸生存環境中，在自然經濟、政教合一的宗法農業社會，在認識改造自然社會、創造中華文明的實踐話動中，對個人與民族國家的價值關係長期思索、反覆定位，歷史地形成並不斷髮展完善了“三位一體”的祖國的意義結構。所謂“一體”指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根本利益(“天下”)，“三位”指村社共同體(鄉土)、多民族共同體(“中國”)和倫理型的民族文化(“中華”)。其中，村社共同體是基礎，是聯絡個體的情感心理紐帶，多民族共同體(國家)是調控個體社會生活的政治保證，而人倫文化則是調節整合個人和民族國家的價值關係的精神支撐。三者相互聯絡、相互滲透，密不可分，構成有機整體。
一、“天下”：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徵
中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始終構成其所熱愛的祖國的價值核心，維護和發展祖國的根本利益也成為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這種價值理念不斷內化，歷史地積澱成“天下”人文觀念。
人們一般地把“天下”理解為實體性的空間地理概念，但在儒家的話語系統中，“天下”具有特定的人文內涵。總的來說，民眾是“天下”的主體力量，民族是“天下”的最高意義。“天下”具有神聖性，其利益不可侵犯。是故，“天下”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徵，“天下”是傳統祖國的根本意義所在。
首先，民眾利益是“天下”的基本意義。“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堯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為天下位天下也。”“天下”是“天下”民眾的“天下”，而不是君主一人的私利。所以，天子的職能不是剝奪、佔有“天下”利益，相反，天子是為天下民眾的生存而治理天下的。是故，在天下、國家、君主的價值序列的選擇上，“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黃宗羲認為，“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經營者，為天下也。”他批判君主專制獨裁，說“豈天下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強調“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王夫之也倡導“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總之，儒家特別是明清之季的啟蒙思想家都認為民眾是“天下”的主要力量，民眾利益比君國利益更重要，但沒有也不可能確立人民主體論的政治觀。
其次，民族利益是“天下”的最高意義。王夫之以“天下之大公”為最高價值尺度，闡釋了愛國主義的價值序列的層次性。指出了民族利益是至高無上的價值，高揚了民族愛國主義的信仰。他說：“有一人之正義，有一時之大義，有古今之通義，輕重之衡，公私之辯，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義，視一時之大義，而一人之義私也；以一時之義，視古今之通義，而一時之義私矣；公者重，私者輕矣，權衡之所自定也。”“一人之義”“一時之義”與“古今之通義”都是在“公”的層面上按照價值普遍性的大小從低到高的排序。也就是說，以“天下之大公”來衡量三者，個人的正義最低、君主國家(“一時之大義”)利益次之，民族利益(“古今通義”)最重要。當三者發生矛盾衝突時，“不可以一時廢千古，不可以一人廢天下”，而應該舍小義，取“大義”，全“通義”。這就是說，民族利益是“天下之大公”的體現，從而是“天下”的最高價值意義，“天下”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徵。顧炎武曾經嚴格區別了“國”與“天下”。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致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國”指一家一姓之王朝，是一己之私利，而“天下”則是不因王朝更迭而永恆存在的民族及其整體利益。兩者在價值序列的選擇上，顯然是“天下”重於。國家”。“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由此，“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成為超越時空界限的民族愛國主義宣言書，對民族整體利益的自覺認識和維護，成為“祖國”觀念的價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