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熹重視教育對於改變人性的重要作用。他從“理”一元論的客觀唯心主義思想出發來解釋人性論，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義、禮、智”封建道德規範的觀點。他說：“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
與關於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聯，朱熹主張學校教育的目的在於“明人倫”。他說：“古之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慾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後已焉。”在朱熹看來，要克服“氣質之偏”，革盡“物慾之蔽”，以恢復具有的善性，就必須“盡人倫”。所以，他強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也明確把上述五倫列為“教之目”，置於首位，指出“學者學此而已”。
從教育的目的在於“明人倫”的思想出發，朱熹嚴厲抨擊了當時以科舉為目的的學校教育。
他認為：“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然而，當時的學校教育卻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幹利祿而已”，完全違背了“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的本意。他尖銳地指出：這樣的學校，其名“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舉，整頓學校。朱熹針對當時學校教育忽視倫理道德教育，誘使學生“懷利去義”，爭名逐利的現實，以及為了改變“風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狀況，重新申述和強調“明人倫”的思想，在當時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朱熹的教育思想在他的完整的理論體系中是一個舉足輕重的組成部分，並貫穿到他整個的學術活動之中，身體力行。1173年，朱熹作《重修尤溪廟學記》，併為尤溪學宮題寫《明倫堂》匾額，也體現了他的這一教育思想。朱熹19歲登第後，除了在地方上當官7年（一說9年），在朝任侍講46天，四十多年都在致力於講學傳道，著書立說。朱熹一生從事教育，教化民眾，可謂桃李滿天下。據《紫陽朱氏建安譜》記載，朱子門人可考者有蔡元定、真德秀、彭龜年等321名，不僅具名姓，且附列簡歷。明人倫的教育思想在他本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佐證。同時，他對當時學校教育和科舉制度的批評也是切中時弊的。朱熹提出教育分兩個階段，8至15歲入國小，15歲之後入大學。“國小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國小所學之事之所以”。朱熹主張以國小而言，主要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至於發掘和探究事物之理，則是大學教育之任務。“大學是窮其理”，“國小是事親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朱子語類》卷七)。故若國小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同上)。朱熹的教育主張，跟他的教育目的論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目的論是以儒家的倫理道德學說為基礎，認為教育目的在於明人倫，所謂“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近思錄》卷九註文)同時，他主張學校要培養“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的人才。他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明確指出：“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利祿而已也。”在《玉山講義》中又說：“故聖賢教人為學，非是使人綴輯語言、造作文辭、但為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充分表現了朱熹辦學的目的，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個主要方面。結合當今的九年義務教育來看，許多十五六歲的學生上完國中就失學了，很讓人擔憂。我們的教育體制和學校教育是否有值得人們深思的地方呢？
二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朱熹全部教育思想的精華亦集中於此。朱熹十分重視道德教育，主張將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說：“德行之於人大矣……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就是說，德行對人有重大意義，不僅可以修身，而且還可以推而廣之去治人、治國。因此，古代的教育者都把道德教育置於優先地位。反之，如果缺乏德行而單純追求知識，人就會像離群的“遊騎”，迷失方向，而找不到歸宿。
他常以孔子所謂“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這句話來教育學生，且認為“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切宜審之!”(《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一)他堅決反對“學聖賢之理，為市井之行”的人。當時許多讀書人都把做學問看作是中科舉，獵取官祿的階梯和資本，朱熹對此是極為反對的。他提倡所謂“復天理，滅人慾”，實質上是以儒家的道德倫理來教育學生，“使之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得朝廷之用”(《濂洛關閩書》卷十六)。朱熹始終把德育放在領先的地位，把德育與智育融為一體，既教學生以知識，又教他們怎樣做人。在他看來，國小教育是基礎，是“培根”的工作，故從小向兒童進行道德品質教育尤其重要。
朱熹認為，兒童必須學習和掌握的“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畏隆師之道”方面的倫理道德皆蘊藏於儒家經典之中。“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因此，儒家經典乃國小教育的基本內容。
朱熹平生編寫的大量著述中，兒童用書佔有很大的比重。如《論語訓蒙口義》、《易學啟蒙》、《國小》、《四書集註》等，都是他親自編寫的兒童讀物。特別《國小》和《四書集註》，一直為宋末和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間封建統治者作為正統的國小教材。
朱熹編寫的這些兒童讀物，都把宣揚儒家思想放在首位。如《國小》一書乃博採六經、史傳以及孔子後學著作中有關忠君、孝親、守節、治家等內容的格言、故事、訓誡等編寫而成，集中反映了儒家的道德標準和行為規範，正如朱熹自己所言：“修身大法，國小備矣”、“後生初學，且看《國小》之書”（《朱子語類》卷七），那是做人的樣子。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還擬訂了許多道德教育規範：“五教之目：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處事之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並強調“學者學此而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朱熹又在《德業相勸》中說：“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眾集事。能解鬥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上述列舉的這些“能”，要是真能做到，那就成為一個盡善盡美的人了。這雖是朱熹寫的《增損呂氏鄉約》一文中的條文，但也可以說是朱氏的道德教育觀的基本內容。
三
至於德育的方法，在朱熹看來，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點是“先入為主”。他認為青少年思想單純，最易受社會上各種思想影響，一旦接受了“異端邪說”，再教以儒家倫理道德思想就會遇到牴觸。可是，“非禮之端不能禁外之不來，而能禁內之不往”(《續近思錄》卷十二)，是故只要我們把“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只要“先入為主”，就可免“扦格不勝之意矣”。(《國小集註·原序》)朱熹強調嬰兒墜地之後，乳母之教，尤為重要。長到6歲，要教以數目、方名等淺易知識。8—15歲為國小階段。“人生8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國小，而教之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學章句》)。朱熹主張家長對青少年必須嚴格管教，切不可使其嬌生慣養。如果“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亦凶狠”(《國小·嘉言》)。所以家庭教育不可有絲毫放鬆。為便於教育從幼年抓起，朱熹親自為兒童編寫了一本《童蒙須知》作為教材之用。
朱熹繼承了孔子關於“少時若天性，習慣成自然”的看法。他認為只要使青少年日常一言一行都能遵循一定的禮儀守則和規範去做，日子久了，自然會形成習慣，長大成人後就能遵守倫理綱常而不違。可見培養青少年良好的道德習慣是兒童道德品質養成的關鍵所在。
如何能有效地培養青少年的道德行為習慣呢?朱熹認為須從具體的日常事務入手，所謂“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朱子語類輯略》卷二)。為此，他主張培養青少年道德行為習慣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社會倫理具體化和條理化，讓青少年遵照履行，為使他們“灑掃應對，入孝出悌，動罔或悖”(《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熹在其撰寫的《童蒙須知》中，對兒童衣服冠履、言談舉止、待人接物、灑掃應對、讀書寫字等日常生活習慣和行為準則都按照儒家的標準作了具體規範，比今天的《國小生守則》還要細緻，要求青少年遵循不違，誠履篤行，庶幾將來“自不失為謹願之士”，甚而“入於大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童蒙須知》)。
朱熹雖然強調青少年的“行”，但並不等於說不重視“知”。他認為要形成青少年的良好道德行為習慣還必須同時向他們灌輸社會倫理道德觀念，這正如他所指出：“為學之實，固有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其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曹元可》)他形象地以眼睛和腳的關係來比喻行和知二者的關係：“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朱子語類》卷九)行與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四
朱熹關於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曰立志。朱熹認為，志是心之所向，對人的成長至為重要。
因此，他要求學者首先應該樹立遠大的志向。“問為學功夫，以何為先?曰：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人有了遠大的志向，就有了前進的目標，能“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如果不立志，則目標不明確，前進就沒有動力，“直是無著力處”，他說：“所謂志者，不是將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又說：“學者大要立志，才學便要做聖人，是也。”
一曰居敬。朱熹強調“居敬”。他說：“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還說：“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國小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由此可見，“居敬”是朱熹重要的道德修養方法。
一曰存養。所謂“存養”就是“存心養性”的簡稱。朱熹認為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善性，但同時又有氣質之偏和物慾之蔽。因此，需要用“存養”的功夫，來發揚善性，發明本心。他說：“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從另一方面來說，“存養”又是為了不使本心喪失。“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同時，從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務來說，“存養”是為了收斂人心，將其安頓在義理上。
一曰省察。“省”是反省，“察”是檢察。“省察”即是經常進行自我反省和檢查的意思。朱熹認為一個人要搞好自身道德修養，就應當“無時不省察”。在他看來“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傾，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因此，為了使人心不“淪於亡”，做事不“陷於惡”，經常進行自我反省和檢查，是必不可少的。朱熹的這一見解，表明他在道德教育中既強調防微杜漸，同時又重視糾失於後。
一曰力行。朱熹十分重視“力行”。“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為先，而力行以終之”。他所說的“力行”，是要求將學到的倫理道德知識付之於自己的實際行動，轉化為道德行為。朱熹的這些見解，已經觸及到道德認識轉化為道德行動，道德行動接受道德認識的指導，並檢驗道德認識的正確與否等這樣一些道德教育的基本問題。
朱熹的上述見解，反映了道德教育中某些帶規律性的東西，至今仍有可供借鑑之處。
總之，朱熹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繼孔子之後的又一個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動和教育思想，大大地豐富和充實了我國古代教育寶庫，對於我國封建社會後期教育的發展曾產生過重大影響。因此，認真研究朱熹的教育活動和教育思想，不僅是研究宋朝教育的重點，而且也有助於瞭解元、明、清時期教育的發展。朱熹逝世50多年後，宋理宗為其幼年讀書處賜額御題“南溪書院”，懸掛大門上方。元至正年間，中書省理問愛卨題頌“閩中尼山”、“海濱鄒魯”匾額，將朱熹譽為福建的孔夫子。清康熙帝也御賜“文山毓哲”匾額。歷代對朱熹的讚譽不勝列舉。說明朱熹的包括教育思想在內的理學是多麼的深入人心，影響了整個封建社會的後半期，甚至到了今天還有其積極的意義。
五
教育思想的實施，必須有好的`教育方法為依託。朱熹主張學習之法應當“循序漸進”。有的人讀書性子急，一開啟書就匆匆忙忙朝前趕。朱熹批評他們像餓漢走進飯店，見滿桌大盤小碟，飢不擇食，狼吞虎嚥，食而不知其味。究竟怎樣讀書呢？朱熹的方法是：“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忘乎彼，如是循序漸進，則意志理明，而無疏易凌躐之患矣。”也就是說要一個字一個字地弄明白它們的涵義，一句話一句話地搞清楚它們的道理。前面還沒搞懂，就不要急著看後面的。這樣就不會有疏漏錯誤了。他還說：“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抽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卻看得審。”就是說，讀書要紮紮實實，由淺入深，循序漸進，有時還要頻頻回顧，以暫進的退步求得紮實的學問。
朱熹說：“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守而致精。”就是說，讀書要有個先後順序，讀通一書，再讀一書。他認為有些人讀書收效不大，是由於在“熟”和“精”二字上下功夫不夠。他強調讀書要耐心“涵泳”，就是要反覆咀嚼，深刻體會此中的旨趣。除外，還需切已體察。朱熹主張“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什麼叫“體之於身”？就是要心領神會，身體力行。
朱熹強調讀書要著緊用力。這裡麵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指時間上要抓緊，要“飢忘食，渴忘飲，始得”；二是指精神上要振作，要“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
朱熹認為只要是有價值的書籍，都是能給人以思想、睿智的。對今天的讀書人來說，則應倡導創造性的閱讀。愛默生說：“當心靈被勞動與創造所激勵時，則無論閱讀何書，每一頁都會變得熠熠閃光，意蘊無窮，每一句話都意義倍增。……我們覺得作者的見識有如天地一般寬廣無邊。”
我以為，十分努力的人一輩子也讀不了很多的書，但一定要讀得透，那些真正有價值的作品應該反覆讀。就像西方虔誠的信徒用一生來讀《聖經》那樣，我們每個人也需要讀幾本常讀常新的好書。“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蘇軾）。在一次又一次的閱讀中不斷有新的發現。“發現”，就是一種難得的閱讀體驗，這既可從輕鬆閱讀中“發現”愉悅、輕逸、趣味，令人捧腹，令人莞爾；也可從沉重閱讀中“發現”生命內部的震撼，靈魂的激盪風暴。
朱熹提倡：“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所謂“窮理”，就是作徹底的邏輯追問，就是追求理論的徹底性，就是努力求得思想的澄明，而不滿足於一知半解。朱熹用十分形象的比喻說：“讀書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居敬持志”、“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這都是如何讀書的經驗之談。“讀書須得將心貼在書冊上，逐字逐句，各有著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學者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都無馳走散亂，方始看文字精審”。讀書必須精神專一，全神貫注，還要有遠大的志向，頑強的毅力。歸納起來，朱熹在教學上提倡“循序漸近，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的方法。朱熹對讀書方法的論述，對於今天的學子無疑還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