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蘇軾 以文論詩 以學論詩 杜詩“詩史”批評
論文摘要：蘇軾以文為詩、以學為詩，自後山、易安以還，學界多有論述．但對其以文論詩，以學論詩的批評方法，卻少有涉及．蘇軾以文、學為批評，顯然是出於他一貫的以文，學為詩的學術思維習慣和學術背景．他的以文，學為批評，集中體現在其對杜詩“詩史”品格批評上．
後山、易安以還，對蘇軾以文為詩、以學為詩甚至以詩為詞的批評、指責甚為嚴厲。後山“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後山詩話》)之語，易安“句讀不葺之詩”(《論詞》)之謂，大抵是出於“為詞尊體”的目的，其著眼自然在“文體辨正”：張戒“子瞻以議論作詩”(《歲寒堂詩話》捲上)之譏，賀裳“多以文為詩，皆詩之病”(《載酒堂詩話》)之刺，嚴滄浪“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滄浪詩話》)之說，以及船山“除卻書本子，則更無詩”(《姜齋詩話》)之諷，卻又是出於“為詩尊體”的目的，雖然著眼也還在所謂“文體辨正”。這兩種批評其實都侷限在蘇軾的詩詞創作實踐，所謂“本色”、“尊體”等等，未必不是文體辨正，前人就此所論極多；但對蘇軾的批評，則多在所謂“崇尚自然”、“道可致不可求”之類。以文以學為批評也是蘇軾文學批評的特色，但卻極少有人論及。其實東坡以文、學為批評，本是於他以文為詩、以學為詩的一貫學術背景，只是表現的型態不盡相同罷了。即在創作上表現為以文、學為詩(詞)，在理論上則表現為以文、學為批評。
其實所謂以文、學為批評，並非針對批評物件而言，而只是以為文、為學的標準作為批評的權衡。換言之，即把對文的要求、對學的要求移用、適用於批評物件，以文、學的標準衡諸批評物件。在這意義上，這種批評其實還是一種廣義的文體辨正式批評。
東坡以文、學為批評，集中表現在他對杜詩“詩史”品格批評上，但與後來宋人集中在“詩史”品格的“分我杯羹”式的分說不同的是，東坡只就作為整體的杜詩“詩史”品格的極端進行批評，誠如他之讚譽文與可畫竹是“胸有成竹”，他的杜詩批評，亦是胸有“全杜”，即著重杜詩“詩史”的整體風貌，其中發掘某種品格，加以批評和論述。分說如：
論題一：以史證詩
其實以史證詩並不始於蘇軾。魏晉以來的詠史詩多少有這種“以史證詩”的認識，注重“詩”“史”的某些品質互通，朱自清《詩言志辨》說，“原來《詩》本是記事的，也是一種史”，又引聞一多語謂“詩”“志”本是一個字，自然是敘事的，則為其辨正源頭：更遠如《詩序》為文造事，生拉硬拽，自是以史證詩之法；李善注《文選》以史實史事佐注詩文又在實踐上加強了這種認識：詠史詩的發展未嘗不可以視作“以史證詩”觀念以至“詩史”觀念的推進和發展。至於劉勰《文心雕龍·時序》所謂“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重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至大禹敷上，九序詠功；成湯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以史證詩”之意不言自明。宋人“史學”意識的增強，自然可以為其詩學批評提供某些批評的土壤；而詩學批評的發展又反過來可以促進宋人“詩”“史”的旁通化成。比方宋人最遭後世詬病的“以文為詩”，其實質也就是文與詩兩種文學型態的異質同構和學術通感(聯覺)；而詩學與禪學的打通也促成了宋人詩學批評多以禪喻詩。但把這種學術通感擴及詩學批評，單就“以史證詩”這一論題而言，在宋代，若論其開創之功以及對後世批評產生的影響，則不能不說是蘇軾。其《評予美詩》雲：
子美自比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亦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輩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侷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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