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清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
現在通行的《李白集》，一般也因此將其作為一首佚詩，輯錄於集後的《詩文拾遺》中。（注：參見中華書局印行的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詩文拾遺》後的《補遺》部分、安旗《李白全集編年註釋》下冊第1772頁，詹ｙīｎｇ＠①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第八冊《集外詩文》。前二者皆將“度君多少才”之“度”誤而為“廢”，詹著已據《東觀餘論》改正。）對於這首詩之真偽，清代王琦曾說過：“按此詩首二句，亦似觀化之後所言，非生前所作而遺逸者。疑其出自乩仙之筆，否則好事者為之歟？”[1]（卷三十六，P1650）這裡，所謂“觀化之後”，是指人死了以後。對於王氏此言，學術界一方面應者了了，另一方面一般也只是因襲王說，而未有發揮。安旗先生主編的《李白全集編年註釋》在輯錄此詩後所加的按語中，引述王說，並以“王說是也”[2]（下冊，P1772）加以肯定，除此之外，則未置一詞。詹ｙīｎｇ＠①先生主編的《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在此詩後所加按語中這樣說：“王說或為得之，然乩仙云云，卻涉荒誕不經。”[3]（第8冊，P4519）這裡，詹ｙīｎｇ＠①師比安旗先生顯然進了一步，一方面批評王琦疑此詩為“乩仙之筆”是“荒誕不經”，而似同意是“好事者為之”，另外亦惜乎未能再作更深一層的探討。檢討王琦所言，他否定此詩為李白所作，又進而推測其出自“乩仙之筆”，或“好事者為之”。但是，王琦的這一結論並非立足於確鑿證據的基礎之上，而只是基於閱讀印象所作出的判斷，缺乏細緻的考察，因此難免過於草率，而未足以使人信服。同時依據王琦所言，我們對於這首詩的作者似乎也已經無從考索了。實際上，斷言此詩不是李白所作，是有確鑿的證據的；而且其作者也是有名可考的——他就是宋代大詩人蘇軾。下面試詳為說之，不足之處，尚乞方家予以批評、指正。
根據現有文獻，最早將此詩視為李白所作者，是宋代的黃伯思。在所撰的《東觀餘論》捲上《論書六條》的第五條中，他這樣說：“‘我居清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太白詩也。”這裡，黃伯思明確指出了此詩為李白所作。然而，黃氏雖作此說，就如同王琦否定此詩為李白所作一樣，對其持論之理由與依據卻並未作任何說明。在《東觀餘論》指出此詩為李白所作之後的很長時間內，這一說法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我們從宋元其他文獻資料中，也未見到有人提起《東觀餘論》中所記的此則內容。一直到了明代，胡震亨在《李白通》中才注意到黃氏此說，並援以為據，並在《李詩通》卷二十一的《附錄》中，將這首詩輯錄其中而題以《上清寶鼎詩》。《全唐詩》卷一百八十五《李白集補遺》也是據《東觀餘論》而輯錄的，也題以《上清寶鼎詩》。但是對此詩細加分析，我們不免疑竇叢生。疑問之一，此詩在內容上意脈模糊不清，頗不完整，不僅給人有頭無尾之感，詩句間也並不連貫。詩中作者以“君”、“我”對舉，又說“度君多少才”，這與詩題《上清寶鼎詩》顯然不合。如果把“我”看成是作者自指的話，那麼，“君”又該作何指呢？這一點按照詩題來尋求，也難知所云，不得其解。疑問之二，此詩從形式上看，既非古詩，又非近體，音律上也較為混亂，讀來頗覺不類。疑問之三，此則資料出於《東觀餘論》中《論書六條》，檢其他五條資料，內容上皆為論書，只有這一條則是論詩，內容與論書毫無牽涉，置於“論書”之中顯然不合適。所有這些疑問歸結起來，使我們不能不對黃伯思《東觀餘論》的說法產生懷疑。而後世在收集李白佚詩或整理《李白集》的時候，僅憑藉《東觀餘論》中這則疑問頗多的資料，未作仔細辨別即引以為據，盲目信從，將此詩作為李白的佚詩輯錄，這不僅使上述疑問未能得到解決，而且使得問題又進一步複雜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