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曹丕作為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本文由《典論論文》一文入手，解構了他辭賦觀的深層內涵，從文學批評的角度分析了“蓋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含義，即文學創作應當體現人生理想、成就偉業，流傳後世。文章最後還從個人、時代、文學三個角度對此種辭賦觀的成因進行全面解讀。
關鍵詞：建安文學;曹丕;辭賦觀;“經國大業”;成因
曹丕是漢魏時期重要的文學理論批評家，《昭明文選》作為現存的最早一部漢族詩文總集選錄了《與吳質書》以及《典論論文》，其中曹丕對自己的文學思想理論進行了充分闡釋，而尤以《典論論文》為是魏晉時期文學理論的發軔之作。在論述中，曹丕對於文學的價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蓋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曹丕在《與王朗書》雲： “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若著篇籍。……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典論論文》中寫道： “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之言。”
由此可見，對於曹丕而言，文章的最基本的功用是應當能使作者名垂千史、流芳百世。在曹丕眼裡，就算時光流逝，生命終結，但“一家之言”卻應當流芳百世。
談其成因，首先，從創作主體的角度分析，曹丕在文學創作上可謂是才高八斗的， 陳壽說“天資文藻， 下筆成章， 博聞疆識， 才藝兼該”。鍾嶸《詩品》中把他列為中品也是很好的例子。他還在《三國志魏志陳思王傳中》說“文帝御之以術， 矯情自飾， 宮人左右， 併為之說， 故遂定為嗣”也證明曹丕還善於運用權術。作為文人騷客中的一員，同時又作為一個善用權術、長袖善舞的統治者， 他能認識到文章的作用也是意料之中的。
另外，曹丕自幼隨父戎馬一生，金戈鐵馬，所聞所見，感慨於懷，人的掌控力太小而“未若文章之無窮”，因此，撰寫詩文來寄託自己的'壯志，使得“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讓自己流芳百世。
值得一提的是，他寫這篇《典論》， 也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曹丕當時剛當繼位不久，在這個節骨眼上，穩固政局則顯得尤為重要。所以，綜合考慮其動機，《典論》這篇文章的誕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化解文人的怨恨情結， 誘導文人安心文章， 消除文人干政抱負， 以期鞏固曹魏政權”。從文字的角度來講，“文章經國之大業， 不朽之盛事”之後， 接著就說“古之作者， 寄身於翰墨， 見意於篇籍， 不假良史之辭， 不託飛馳之勢” 這顯而易見就是在灌輸勸誡文人們，提醒他們只要專注於文章就可以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曹丕與吳質的信函中，他只稱讚了徐幹一個人， 說他“獨懷文抱質， 恬淡寡欲， 有箕山之志， 可謂彬彬君子矣。” 曹丕以這種“恬淡寡欲”之人為文人的典範也可以看出他深層次的政治意圖。
其次，在“漢末士流，已重品目，聲名成毀，決於片言”的情況下，任何野心家在形成一定權勢地位後，都特別重視文學文章作為輿論工具的重要作用。加之光和元年漢靈帝和宦官為了排斥士族，設立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救抄郡之公舉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人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由此而形成一股新興的社會勢力。在曹丕眼中，文士不應當僅僅是應和酬唱的友人，更應該是草檄作頌、紀事銘功的僚屬，乃至出謀劃策、運籌帷幄而決勝千里的智囊。
因此，這種受其父親曹操的耳濡目染，以及環境的客觀需要都對曹丕產生著巨大影響。加之在社會中的親身體驗更使得他深刻認識到了文學的重要作用，才使得把文學提到前所未有的地位成為可能。
最後，從文學的角度來解釋，魏晉南北朝時期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相當特殊，對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民族心理而言，先後出現的政權的割據和領土的分治，無疑是一個很黑暗、不光彩的階段。與此同時，儒家思想失去了在思想上的統治地位，這就使得個人的價值開始得到肯定。
時局的動盪不安又造成了個體對於生與死，存與亡的大面積反思。《與王朗書》中曹丕曾雲：“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其《與吳質書》又說：“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謂百年己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曹丕追念故人，催人淚下，生死之間，眾生平等。
由此看出，建安時期生命意識普遍自覺而強烈，被轉化為改變社會時代的無窮動力，救民於水火之中是他們普遍的共鳴。不論是《典論論文》裡的“蓋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還是《與王朗書》中的“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乃至《又與吳質書》中的“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意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也”都是實現人生價值的體現。
一言以蔽之，曹丕在文學史上價值不僅僅體現在文學創作上。他所撰寫的《典論》闡述了文章的社會功用和對個體的現實價值，這樹立了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個標杆。這一中對文學自身價值思考的歷史視野充分表現了他的遠見卓識，也是當時文學趨向自覺的深刻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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