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對歷史文字，只有深入研究留存下來的那些寶貴材料，儘可能客觀地理解和再現作者當時的寫作語境和曲折過程，才能使對其思想所進行的闡釋、概括和評價有一個堅實的基礎。本文根據作者收集到的資料，結合自己的分析和判斷，對《德意志意識形態》寫作過程進行了詳細的勾勒和梳理。結論是：它不是一部計劃中的、完整的著述，即事先並沒有經過十分嚴密的通盤考慮和籌劃，而是由多個事端引發，寫作計劃和框架結構幾經變動、更改，由若干寫法不同、篇幅長短不均的章節所組合而成的相當鬆散的著述，並且最終也沒有全部完成並出版。這種狀況表明，長期以來不考證這一文字的寫作過程、刊佈情形、版本源流，只是憑藉由別人編輯而成的、儼然是一部“完整”的著述就對其內容進行解讀，甚至單純根據其中的隻言片語便對其思想進行概括和評論，會造成多少誤讀和歧解！而現在是改變這種研究狀況的時候了。
對歷史文字而言，人們總是希望通過對它們的閱讀進一步瞭解作者原初的思想狀態、推論邏輯和體系構架。然而研究者很少有這樣的幸運，即作者提供的文字是完整的、成型的，而文字對作者本人的思想的表述又是明確的、系統的。不要說，相對於作者極為複雜的思想、異常豐富的心靈來說，文字所表徵的可能只是露出水面的巨大冰山的一角，文字與其思想、生活之間並不總是存在一一對應的關係；就是就文字本身而言，由於各種複雜的情況，思想史上相當多滲透了作者艱辛探索的心血、凝聚其理論精髓的文字，寫作過程幾乎都曲曲折折，最終並沒有完成乃至完整的留存下來的，也不在少數。對於後來的解讀者來說，要從這些散亂的篇章中讀出蘊涵其中的深層意義，甚至要於斷裂或佚失處詮釋出完整的思想，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馬克思的文字序列中，《德意志意識形態》就是屬於這樣一種型別的作品，特別是由於作者生前對其寫作過程只是零星提及，並沒有詳細的記錄和完整的回憶，留存下來的歷史資料經過不同人之手，有的根據己意進行過未必符合原意的編排和處理，由此引發了眾多的歧解，再加上其中一些文獻片段已經佚失，使完整地再現和敘述這一過程成為一件很困難的事情。然而，這種情況的存在絕這不能成為解讀者放棄或偷懶的藉口，相反，越是面對這樣的文字，我們越需要根據留存下來的那些寶貴的材料，儘可能客觀地理解和再現作者當時的寫作語境和曲折過程，這樣我們在對其思想進行闡釋、概括和評價的時候才有一個堅實的基礎，不致於斷章取義或掛一漏萬，偏離真實和客觀。本文根據筆者收集到的資料，結合自己的分析和判斷，對這一文字寫作過程所作出的勾勒和梳理，正是基於上述考慮的。
一、《神聖家族》工作的繼續與完成
《德意志意識形態》並不是馬克思等人計劃中的一部著述。儘管在寫作這一文字之前經過近十年的思想歷練和探索[2]，他們的基本觀點業已形成，但以什麼樣的方式表述出來，甚或是否需要專門進行表述，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裡起先並沒有作認真考慮和通盤籌劃。他們甚至認為自己心裡搞清楚就可以了，馬上需要做的工作應該是以這些思想所體徵的方法去具體探究複雜的社會現象、結構、歷史淵源和未來趨向，於是他們急迫地投入了另外新的理論創作[3]。
但從當時的情況看，有一件事是馬克思、恩格斯很在意的，即旨在剖析“布·鮑威爾及其夥伴”、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的《神聖家族》於1845年2月在美茵河畔法蘭克福出版後，並沒有引出被批評者的馬上回應和辯駁。也許由於該書犀利的筆鋒確實擊中了要害，需要一段時間的思考和醞釀才能尋找到恰當的、與這種批判相匹配的反批判方式；或者在被批評者看來，作者出於“只想和鮑威爾進行決裂”的目的而不惜先把其理論變成荒謬的東西，然後指出這些論點的真實意圖，並且使用各種貶意的綽號對其進行諷刺，使爭論易於進行的著述方式，是“言過其實”了，這使得《神聖家族》不值得迴應[4]。總之，一直到1845年5月才在由“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奧托·呂寧創辦的《威斯特伐里亞汽船》(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月刊上匿名發表了一篇對此書的評論，但評論者不是馬克思所批評的物件，而是爭論雙方之外的第三者。馬克思、恩格斯後來談到這篇評論時說：“威斯特伐里亞的評論員浮皮潦草地給他評論的書作了一個可笑的、直接同這本書相矛盾的概括”，對書中一些論斷的敘述是“完全歪曲的、荒唐可笑的、純粹臆想的”，甚至捏造了“連影子都沒有的”的細節進行討論[5]。
當時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哲學雜誌叫《維幹德季刊》(Wigand's Vierteljahrsschift)，由出版商奧托·維幹德於1844-1845年在萊比錫出版。參與該雜誌工作的正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批評物件布魯諾·鮑威爾、麥克斯·施蒂納和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等人。在馬克思、恩格斯期待它在實質性迴應《神聖家族》方面有所作為的時候，該刊第2期出版了，上面刊出了古·尤利烏斯所寫的《看得見的教派與看不見的教派之爭或批判對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這是對《神聖家族》的評論，但仍然是一篇站在第三者立場上評論爭論雙方的文章。
馬克思、恩格斯期待的直接對手到《維幹德季刊》第3期上才出場，這一期上發表了布魯諾·鮑威爾的《評路德維希·費爾巴哈》、施蒂納的《施蒂納的評論者》以及《布·鮑威爾或當代神學的人道主義的發展。批判和特點描述》等重要文章。這可以說是青年黑格爾派的一次大聚會或集中亮相，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後來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形象地把《維幹德季刊》第3期比喻為“萊比錫宗教會議”。
概括地看，這一期雜誌反映出來的主要問題在於：首先，它分析了黑格爾以後的這一哲學派別的分化，而把鮑威爾和施蒂納看成是黑格爾哲學的真正克服者。認為他們是為人的“個體性”（這一概念在鮑威爾那裡是“個性”或“自我意識”，在施蒂納那裡是“唯一者”）著想而克服了黑格爾的絕對理念的。其次，它討論了費爾巴哈對黑格爾思想的唯物主義批判，認為費爾巴哈的哲學體現了對個體的否定和“類”（它相當於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對個體的壓制，認為費爾巴哈並沒有脫離黑格爾哲學的基礎。最後，它指明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是費爾巴哈哲學的堅定的繼承者，認為他們也沒有超出黑格爾哲學的框架。鮑威爾稱赫斯是費爾巴哈思想的真正的完成者，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中間環節。同時赫斯、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被認為是“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