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德國2003年9月生效的新著作權法仍然確認了“私人複製權”，但同時又首次規定了著作權人進行反複製的“有效的技術保護措施”權利。私人複製與反複製是德國著作權法中的一對矛盾，《德國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在當前和今後都不能對“出於純個人使用目的的私人複製”進行限制，而修訂後的《德國著作權法》在有關“私人複製”與“技術保護措施”的關係上還需進一步進行調整。
[關鍵詞]改變資訊資料，私人複製權，反複製技術保護措施
一、“私人複製”與“反複製技術保護措施”
“私人複製”與“有效的反複製技術保護措施”是《德國著作權法》改革中的兩個針鋒相對的關鍵概念。當前，歐盟立法對德國立法有著直接的影響，此種影響在智慧財產權保護法上也不例外。歐盟議會2001年5月22日的2001 / 29/ E G號決議《歐盟法律準則》（以下簡稱《準則》），[1]就現代資訊社會中著作權法與相關保護法的協調事宜進行了規定，按此《準則》要求，經過長時間的爭論，德國立法現在也對其“著作權法”進行了改革，[2]以適應現代社會資訊與通訊技術的發展。這次改革，不僅對《德國著作權法》第53條規定的“個人複製權”進行了進一步的限定，[3]而且新增了第95a條，首次規定了保護著作權人對作品實施“有效技術保護措施”的權利。[4]也正是在此處，產生了一對矛盾。私人複製一方面是作品購買人的權利，另一方面著作權人可以使用有效的技術保護措施來防止私人複製。兩者間的對立關係不僅具有理論上的意義，事實上關於私人複製音像光碟和在網上傳播被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方面的討論已經持續很久，如何解決保護私人權利和著作權人利益兩方面的問題，決定著這次著作權法改革能否成功。
筆者擬從《德國著作權法》第53條和第95a條的最新立法出發，聯絡《德國刑法典》有關方面的規定，論述《德國刑法典》的適用是否會對改革後的'《德國著作權法》的執行具有影響，反複製的技術保護措施會不會導致立法者沒有考慮到的新問題。這裡論述的問題並不是與現實無關的法律文字遊戲，在2001年德國發生的一起訴訟案件，可以說明此研究的實際意義：某使用者購買了被著作權人實施了保護措施的光碟後，既不能在自己的電腦上播放，又不能進行復制，因此使用者向在慕尼黑的檢察院提起對德國某大型音樂公司（BMG， Bertelsmann Music Group）的刑事訴訟。這個初看不合情理的訴訟，居然把對作品採取保護性技術措施的著作權人捲入刑事調查之中。
二、“私人複製權”的法律背景
雖然科技的發展改變了私人複製的方式和可能性，但德國立法者這次對著作權法進行改革的背景與20世紀60年代的改革情形區別並不是很大。
（一）1965年的著作權法改革
1965年修改前的《德國著作權法》對“個人使用的私人複製”沒有作出嚴格的限制。其原因非常明顯，因為在1965年前私人還沒有具備這方面技術上的可能性，即使社會上有少數複製現象，也不會對著作權人造成嚴重損失。私人複製的作品在質量上也無法與原件相提並論。
20世紀60年代初情況有了改變，德國立法機構於1962年提出了改革《德國著作權法》的草案，原因是：近幾年來技術的發展使私人複製成為可能，由此給現行著作權法造成適用上的困難。這種新技術有磁帶錄音機、微型膠片影印和隨後改進的更先進的影印裝置等。通過錄音機和磁帶技術的發展，人們可以使用廉價的方式來複制受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這種複製磁帶與原版唱片的質量相差無幾。
在此背景下，人們在當時要求對《德國著作權法》進行改革和反對影印就不足為怪。當時的立法者不得不考慮禁止私人通過磁帶錄音對唱片複製。即便聯邦最高法院也認為，依據他們對法律的理解，與原唱片無很大差別的私人錄音複製是不合法的：首先，過多的私人複製會影響唱片的銷售，使著作權人利益受損；其次，新技術帶來的新的利用可能性應該歸入惟有著作權人可以支配的創利權之下。雖然聯邦最高法院有這種看法，但當時的立法者起碼還尊重了個人複製的合法性—雖然立法者承認逐漸增多的私人複製的確會減少著作權人的銷售收入，然而隨著技術的進步，人們將會發現，原先僅僅在錄音工業中使用的複製技術會被私人使用。但是，如果禁止私人複製，不可能不影響到公民的基本權利（特別是《德國基本法》第13條規定的私人住宅不可侵犯的原則）。所以立法者主張，一方面放棄禁止私人複製的提議，繼續承認“不受技術發展限制的私人複製權”；另一方面，作為對版權人的補償，對其作品的創利佔用權進行法律上的保護。其後，引入了複製機器及媒介（如音像及資料拷貝機和空白磁帶等）的生產廠家支付版權費來補償版權人利益的做法。[5]1965年的這種解決辦法不僅通過保護私人複製權及生活空間體現了民主思想，而且也可以通過調整廠家付費標準賦予法律一定的靈活性，以適應今後技術不斷髮展的新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