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不清是哪位前輩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文化是藝術的文化。我總覺得，這是一句十分精闢的話，只有深得中國文化的三昧的人才說得出來。
據我的體會，這裡所以稱中國文化為“藝術的文化”，絕不僅僅是指我國傳統文化中擁有的那些豐富多采的藝術樣式和作品，而主要是指貫穿於我國文化傳統中的那種藝術精神。
對於中國文化之富於倫理精神，已為世人所廣泛瞭解，且論之者在在皆是；而相比之下，世人對於中國文化之富於藝術精神的瞭解，則顯得很不夠，且論之者亦不多。其實，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倫理精神與藝術精神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傳統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種藝術的境界，而傳統藝術的重要功能則是在陶冶性情、潛移默化之中以助理想人格的完成。因此，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道德修養和藝術修養是人生修養的兩個不可或缺的方面，而道德修養和藝術修養的程度如何也就被視作一個文化素質高下的體現。
馮友蘭先生曾說：“儒家以藝術為道德教育的工具。”（《中國哲學簡史》第二章）徐復觀先生則說：“由孔子所顯出的仁與音樂合一的典型，這是道德與藝術在窮極之地的統一”（《中國藝術精神》“自序”）。他們的論述都揭示了儒家文化中重視藝術教育和把藝術與道德高度統一起來的特徵。先秦時代的藝術教育主要是“詩教”和“樂教”。對於詩，孔子認為，讀詩可以感發起心志，提高觀察力，培養合群性，學得表達感情的方法。而詩中所講的道理，近則可以用來事奉父母，遠則可以用來服事君上。此外，讀詩還可以多多認識鳥獸草木的名稱[1]。所以他教訓兒子伯魚說：“不學詩，無以言”（《季氏》），又說，一個人如果不研讀《詩經》中的《周南》、《召南》，那就會像面對著牆壁而站著，（什麼也看不見，一步也進不了）[2]。對於樂，孔子尤為重視，總是把它與禮相提並論。甚至認為樂在某種意義上更可以體現善與美（道德與藝術）的統一。如，他讚歎韶樂說：“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八佾》）以至於當他在齊國聽到韶樂後，竟“三月不知肉味”，而且無限地感嘆道：“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述而》）所以，對於詩、禮、樂三者的關係，孔子是這樣來論述的：“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這裡，他把樂放在禮之後，是把樂看作人格完成的最高境界。
道家，尤其是《莊子》書中所向往的人生境界中蘊含著的藝術精神，對於中國文化的藝術精神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不過，道家文化中的藝術精神在老莊時代並未達到自覺的程度，而是經由魏晉玄學和其時的藝術理論家的闡發才得以發揚光大，並達到自覺的。徐復觀先生在比較分析儒、道兩家思想中的藝術精神時說：“儒道兩家，雖都是為人生而藝術，但孔子是一開始便有意識地以音樂藝術為人生修養之資，並作為人格完成的境界。因此，他不僅就音樂的自身而言音樂，並且也就音樂的自身以提出音樂的`要求，體認到音樂的最高意境。因而關於先秦儒家藝術精神的把握，便比較明顯而容易。莊子則不僅不像近代美學的建立者，一開始即以美為目的，以藝術為物件，去加以思考、體認。並且也不像儒家一樣，把握住某一特定的藝術物件抱定某一目的去加以追求。老子乃至莊子，在他們思想起步的地方，根本沒有藝術的意欲，更不曾以某種具體藝術作為他們追求的物件。……他們只是掃蕩現實人生，以求達到理想人生的狀態。他們只是把道當作創造宇宙的基本動力，人是道所創造，所以道便成為人的根源地本質；……從此一理論的間架和內容說，可以說‘道’之與藝術，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但是，若不順著他們的思辯地形而上的路數去看，而只從他們由修養的工夫所達到的人生境界去看，則他們所用的工夫，乃是一個偉大藝術家的修養工夫；他們由工夫所達到的人生境界，本無心於藝術，卻不期然而然地會歸於今日之所謂藝術精神之上。也可以這樣說，當莊子從觀念上去描述他之所謂道，而我們也只從觀念上加以把握時，這道便是思辨地形而上的性格；但當莊子把它當作人生的體驗而加以陳述，我們應對於這種人生體驗而得到了悟時，這便是徹頭徹尾的藝術精神。……但因為他們本無心於藝術，所以當我說他們之所謂道的本質，實系最真實的藝術精神時，……乃就藝術精神最高的意境上說。人人皆有藝術精神，但藝術精神的自覺，既有各種層次之不同，也可以只成為人生中的享受，而不必一定要落實為藝術品的創造。……所以老、莊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