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骨傲霜:淺論蘇軾的文化性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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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骨傲霜:淺論蘇軾的文化性格核心
摘要:蘇軾的文化性格一向被認為是曠達。本文認為,實際上他的曠達來自於他的真率。蘇軾的性格核心是真率。他的真率是與生俱來的。蘇軾一生仕途蹭蹬,就是他真率性格的結果。蘇軾的真率同樣了他的文學。後人對蘇軾的真率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關鍵詞:古代文學;蘇軾;性格
蘇軾是北宋著名的大文學家。他一生屢遭貶斥,坎?多艱。但他並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曠達清放。人們對蘇軾的詩歌及其人格所表現出來的清曠豪放讚美不已。但蘇軾何以能有此等超人之清曠?學問所致?修養所致?皆非也。以吾言之:天性如此,乃蘇軾真率性情之表現也。蘇軾的性格核心,乃是他的真率。他的屢遭貶斥,從外部原因來說,是北宋黨爭的產物;從他自身的原因來看,則毋寧說是一場性格悲劇。蘇軾的“真”,使他心中無所牽掛,胸懷坦蕩,雖累遭打擊而樂觀情懷不變,故有此曠達。王水照先生對蘇軾的“真率”性格最有體會。他說:“保持一己真率的個性,追求無飾的人格,是蘇軾人生觀、文學觀構成的核心。”①可謂一語中的。王先生沒有詳細論述蘇軾的真率性格及其對文學的影響。本文試詳述之。
早在少年,蘇軾的父親蘇洵就注意到了蘇軾、蘇轍兩兄弟性格的不同。他在《名二子》一文裡解釋了給兩個兒子取名的緣由:“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僕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也矣!”曾棗莊先生對此言的解釋很有見地:“軾是車上用作扶手的橫木,是露在外面的,因此說:‘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蘇軾性格豪放不羈,鋒芒畢露,確實‘不外飾’。結果一生屢遭貶斥,差點被殺頭。轍是車子碾過的印跡,它既無車之功,也無翻車之禍,‘善處乎禍福之間’。蘇轍性格沖和淡泊,深沉不露,所以在以後激烈的黨爭中,雖然也屢遭貶斥,但終能免禍,悠閒地度過了晚年。”②
青年時代的蘇軾,由於得到歐陽修的提攜,春風得意,意氣風發。但隨著王安石變法的推行,蘇軾的厄運也就接踵而來,屢遭貶謫,越貶越遠。去世前兩個月,蘇軾在畫家李公麟為他作的畫像上題詩一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真是沉痛之極。
雖然蘇軾在歷次黨爭中都是處於被排擠、受打擊的處境,但蘇軾並沒有苟容取合。王安石變法,蘇軾覺得新法過於激進,為害百姓,反對變法,因此遭到新黨排斥,通判杭州。他離京時,友人文同曾勸他說:“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但蘇軾並沒有聽從朋友好意的勸告。從通判杭州到湖州的九年間,針對當時新法的流弊,他寫了一系列的諷刺詩,如《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山村五絕》《吳中田婦嘆》等。蘇軾對王安石變法是持反對態度的。但他在任地方官期間,看到了新法的某些利民之處,於是改變了對新法的態度,並勇於承認自己的錯誤。在元豐年間寫給朋友的信中,他坦率地說:“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眾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嘵嘵不已,則憂患愈深。”(《東坡續集》卷4《與滕達道》)反省了自己對新法的偏激態度,但他並未利用自己認識缺點的機會去謀求上進。舊黨專權後,蘇軾批評司馬光“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較量利害,參用所長。”(《東坡奏議集》卷3《辯試館職策問?子》)因而又遭到舊黨排擠。無論受到多大的打擊,蘇軾始終堅持自己的節操。蘇轍《東坡墓誌銘》說蘇軾:“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就連他的政敵也不得不敬仰他的品格。與蘇軾的蜀黨相對立的朔黨人物劉安世說:“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慾殺之;在元?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也。”(見馬永卿輯《元城語錄》捲上)蘇軾在《與楊元素》裡說:“昔之君子,惟荊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蘇軾文集》卷55)我們從“非隨時上下”、“然多不隨耳”可以看出,蘇軾始終堅持維護自己的人格。而對外界強加於他的打擊、壓迫,蘇軾都忍不住要在作品中發洩不滿,“如食內有蠅,吐之乃已。”(《曲洧舊聞》)其性格真是率真得可愛。《東坡事類》記載:“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嘗誡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天下無一個不好的人。’”③在這一點上,蘇軾更近於道家的“真”的本質。道家對儒家的“禮”、“仁義”的批評,和蘇軾批評程頤如出一轍。洛學傳人朱熹說蘇軾:“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持,卻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④蘇軾並非有意詆譭端人正士。他對雖和他政見不同、但學問道德高人一品的王安石、司馬光都是十分敬仰的。但對於那些假道學,蘇軾則毫不留情地揭出他們的真面目。蜀學和洛學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蘇軾繼承了蘇洵的觀點,肯定人慾的存在。蘇軾反對把“情”和“性”割裂開來。他在《韓愈論》裡說:“儒者之患,患在論性,以為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蘇軾文集》卷4)他大膽肯定了情慾。蘇軾在《與蔡景繁》裡說:“情愛著人,如黏膠油膩,急手解雪,尚為沾染。若又反覆尋繹,更纏繞人矣。”蘇軾對程頤的虛偽、死板、固執十分反感。《河南程氏外書》卷11載:“溫公(司馬光)薨,朝廷命伊川(程頤)主其喪事。是如也,祀明堂禮成,而二蘇往哭溫公,道於朱公?,問之。公?曰:‘往哭溫公,而程先生以為慶弔不同日。’二蘇悵然而反,曰:‘鏖糟陂裡叔孫通也。’自是時時謔伊川。”據王水照先生考證,“鏖糟陂”之“鏖糟”,取其“不潔”之義,言其“沮洳泥淖”,髒亂不堪;“鏖糟陂裡叔孫通”,意謂從髒亂之地而來的冒牌叔孫通,則既富幽默的地方色彩,又與人物叔孫通之制定朝儀、舉朝莊嚴整肅形成強烈反差,取得入骨三分的諷刺效果,引起程頤的極度嫉恨也就可以理解了⑤。由此得罪程頤,日後不斷受到程頤及其門人的排擠、彈劾。但正如明人陳確所說的:“東坡雖不修小節,而表裡洞然,忠直一節,卓乎君子之徒;伊川有意聖人之學,而失之固滯。”⑥褒貶之義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