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蘇軾是文學史上偉大的文學家，他的詩文創作及其藝術觀念對中國藝術的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認識和把握蘇軾的藝術觀念，並揭示這種觀念形成的文化原因，探索蘇軾在他的時代的人生態度和處世原則，對人生的價值取向與創作亦大有裨益。
在中國文化的天宇裡，蘇軾是一顆璀燦的星斗，他是繼李白、杜甫之後，在中國文壇上影響深遠的藝術巨匠。他的詩、詞、散文、書法、繪畫在宋代藝術天地裡獨放異彩。他以聰慧的察賦才華、全面的藝術修養、坎坷的人生道路、超然的生活態度，對後代的文人及傳統思想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是值得我們不斷去認識和思考，並幫助我們來把握自我、體悟人生的一份寶貴精神財富。
蘇軾不僅有豐富的藝術創造實踐，而且對藝術的本質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與思考，形成他別具一格的藝觀念。蘇軾藝術觀的核心是寫意傳神，當然寫意傳是中國藝術的傳統理論，是中國傳統與美學話語中重要的思想資源。最集中地表現在《莊子》和魏晉玄學的知識譜系中。“意”是道家哲學提倡和推崇的最高的內在意向性精神感覺，是從中體悟出來的自然理性。莊子的“言者所以明意，得意而忘言”，“言有盡而意無窮”，“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等論述表明，意與道是緊密相連的，是一種表裡關係。這是一種超越了社會倫常的自然生命感覺，是一種無已無待的自由精神，是對儒家修身齊家、經世安民的社會理性的一種消解。應該說，魏晉風度就是老莊思想在一個特定的症候中的充分演示，越名教而任自然、追虛尚無、遊心太玄，生命的內在意向已從漢儒的那種功名道德的追求轉向個體心性的快適與得意。由於種種原因，蘇軾對莊學、魏晉玄學有獨到的理解和熱情的嚮往。他的詩文的內蘊與創作觀念都以此為出發點。因為他的寫意傳神，既不是儒家那種社會人事之意之情，也不是程朱的道德倫理之意之情。他的文藝觀念中的意與情，更多是從莊子哲學出發，是一種對本體生命的情意感悟，也就是他非常推崇的陶淵明那種“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的不可言說的真意。他的詩文最傾心於這種情意表達。如在《前赤壁賦》中，無論是一世之雄的曹孟德，還是“侶魚蝦而友糜鹿”的凡夫俗子，都是的匆匆過客，“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為聲，目遇之成色，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共適。”這種“意”、“快適”是蘇軾反覆吟誦的主旨，也是他的詩學所提倡和推崇的藝術觀念，蘇軾的一系列藝術主張都是這個根本觀點的枝梗。
蘇軾在他的詩文中強烈地表達了他對莊子和魏晉風度的傾慕，如“清詩健筆何足數，逍遙齊物追莊周”(《送文與可出守陵州》)，“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耳”(《答陳全文十二首》)。蘇軾的藝術觀念不只單純是老莊哲學，魏晉風度的遺響，他的“意”更受到禪宗的薰染，以及北宋政壇的風雲變幻及個人的生活際遇的決定。蘇軾通過作品創造展現出的“意”、“意趣”折射出他的藝術觀念，是他獨到的人生體悟和生存感覺的表達。當然，他的作品在不同時期，也會因為他的境遇、表現物件的不同而有差異，但縱觀他的創作，總體上我們認為他的藝術觀念可以概括為:即心即物，身心俱遣，物我兩忘，空諸所有，天馬凌空，無所粘滯。
蘇軾藝術觀念的這種總體性質，許多詩人和理論家都曾論及。同時代的黃庭堅說蘇軾“橫說豎說，了無剩語”;葉燮說:“舉蘇軾一篇一句，無處不見其凌空如天馬，遊戲如飛仙，風流儒雅，無人不得，好善而樂與，嬉笑怒罵，四時之氣皆備，此蘇軾之面目也。”(《原詩·外篇》)劉熙載說:“東坡詩善空諸所有，又善無中生有，機括實自禪悟中來。”(《藝概》)掌握了蘇軾的藝術觀念，我們才能明白他的一些藝術思想的根抵。如對陶淵明“質而實綺，瘦而實膚”的審美風格的傾慕，對“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的藝術境界的推崇，對“虛靜”的審美心境倡導，都是他的藝術觀念的具體表現。
蘇轍在《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引》一文中引用蘇軾信中原話:“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陶淵明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瘦而實膠，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並錄之，以遣後之君子，其為我志之?然吾與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如其為人，實有感焉。蘇軾極力推崇陶詩，甚至把陶淵明凌駕於李、杜之上，並強調，主要是陶詩“如其為人”，他把陶詩與陶淵明的人格聯絡起來，所以陶詩的“質而實綺，瘦而實膠”，語言上的平淡質樸，不尚藻飾，表達了豐富深刻的人生體驗和內在感受，這種感受也就是陶淵明澄澹精致、真率適意的人生態度和人格精神的寫照。這也是蘇軾喜愛陶詩的根本原因。
蘇軾在《書黃子云思集後》中還提出:“予嘗論書，以為鍾、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翁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在這裡，蘇軾對鍾麟、王羲之書法藝術表現出來的“蕭散簡遠”的審美態度予以高度肯定，所謂蕭散簡遠，實際也就是蘇軾最追慕的晉宋風骨:真率蕭閒、清遠閒放、高蹈遠舉、超然物外，保持內心的平和與精神的虛靜，達到諮情任性、天然淡泊的自由境界。而這種人生境界就是蘇軾藝術觀念的土壤。為了達到這種境界，審美主體的心境就必須做到“空靜”、“虛靜”。蘇軾有一首很有名的詩，其中有這麼幾句:“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閱世走人間，觀身臥雲嶺。蘇軾提倡“空且靜”的審美心境，既是一種創作心境，也是一種人生態度。閱世走人間，才能超越名疆利鎖的束縛;臥身觀雲嶺，才能抽身事外，保持心靈的悠然自得。這種人生態度是莊子“集道唯虛”的思想的餘續。也是晉人宗炳“心齋”、“坐忘”說的發展。“空靜”的審美態度與“肅散簡遠”的審美追求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審美主體的一種人生境界，只有達到這種人生境界，發而為詩文，才可能“質而實綺，瘦而實膚”。主體的人生境界是根本，這種人生境界的立足點就是逍遙無待、魏晉風度，這是蘇軾最心儀的精神資源，“逍遙齊物色莊周”，“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蘇軾對莊子、陶淵明的夢寐以求，便形成了他獨特的人生態度。他的文藝觀實質上就是他的人生態度的反映。所以蘇的藝術觀念的核心就是適意率真、隨意自適，齊是非、等貴賤、泯物我，能行則行，不行則止。無論是蘇軾的人生態度，還是他的藝術觀念，對後世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
蘇軾的藝術觀念所折射出來的人生態度，具有非常深刻的文化意義，成為封建時代走向潰敗時的所有正直文人普遍選擇的一種處世原則。
蘇軾生於一個相對安寧的時期，他出生前58年，北宋王朝統一了中國，結束了長期分裂的局面。他死後26年，北宋王朝滅亡，南宋建立。北宋建立後雖然也有一段安定繁榮、歌舞昇平的歲月，但畢竟封建制度已經走向了衰敗的途程，漢唐那種雄渾博大、強盛勃鬱的氣象已是明日黃花。趙匡胤雖然用武力消滅了南唐，用計謀收歸了吳越，但對北方強大的契丹卻束手無策。他的後繼者，對党項人、契丹人的戰爭也連連失敗，最後以賠錢納絹、割燕雲16州之地，才換得一時的和平安寧。表面是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金翠耀目、羅綺飄香，但在文人學士那裡，已感到深秋般的寒涼:“悲哉，此秋聲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氣凜冽，貶人肌骨”。此時，各種社會病疾紛紛顯露，激烈的黨爭、險惡的官場，“從此帝國進人了一個社會倫理急劇淪喪，政治空氣迅速惡化，是非觀念完全喪失的時代，整個帝國官場徹底趨向厚顏無恥與卑賤狠瑣，到處充斥著道貌岸然的衣冠禽獸，他們興高采烈地奔走於堂皇神聖的廟堂之上，探囊取物般地攫取著國家權力與財富，直到將北宋帝國導人萬劫不復的深淵。”[#]社會的`**，前程的黯淡，希望的渺茫，使一些文人在攜酒押妓、依紅偎翠、醉生夢死中消磨時光。即如蘇軾這樣正直的知識分子也別無選擇、政治上的失意，仕途上的坎坷，人生的飄泊，使他在玄言大易、禪家機理中，求得一個庇護之地，一個精神上的“桃花源”。所以蘇軾的詩文及藝術觀念既是他個人一生的盛衰榮辱的心跡的記錄，也真實地體現了他的時代社會的文化全息特性，反映了文人學士從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以來思想情感、人生態度的發展變化的連續性和階段性。這些是我們要特別研究和思考的蘇軾的藝術觀念、人生態度的文化意義，這也是中國詩的精神從高峰走向塌陷的一份思想檔案。
蘇軾的時代，由於各種社會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禪宗成為文人學士深為嚮往而趨之若鶩的精神歸宿。蘇軾對佛禪更是情有獨鍾。一生與禪宗有不解之緣。他和禪僧們有密切的交往。他自己曾說:“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他篤信禪旨，深研佛經，曾撰有《讀壇經》等專著闡發禪理，並常與禪僧面鬥機鋒，他和黃庭堅還投人黃龍派嫡傳弟子晦堂祖心禪師及祖心弟子悟新禪師的門下，禪宗燈錄都把他算在禪宗黃龍派的隊伍裡。他24歲剛人仕途，就寫出了充滿空幻感的《和子由繩池懷舊》:“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人生的漂泊無定，生命的偶然無常，都清楚地表達了出來。又如《前赤壁賦》，類似禪宗“法界一相”的萬物皆空、以心為本的觀念。當時佔統治地位的精神觀念新儒學已經把儒道佛融為一體而形成理學。而在蘇軾的精神天地裡，儒家的浩然之氣，莊子的逍遙任性，魏晉名士的遊心太玄，禪宗的空無為本已經聚合、交織、結晶為獨特的迥異於他人的人格結構和藝術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