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我都對共和國文學避之不及，老舍的《茶館》自然也成了“政治的犧牲品”，多少次過其門而刻意不入。若不是於是之等北京人藝的老一輩藝術家出神入化的表演詮釋使之成為話劇經典，《茶館》恐怕早就淹沒在共和國文學連篇累牘的文字垃圾中了。我之所以看《茶館》其實也是衝著北京人藝爐火純青的表演去的。漸漸入戲之後，才恍然覺得，老舍的劇本雖然寫於讚歌大躍進的1956年，系奉命而作，但是那顆體恤下層人民的心，卻衝破了政治外殼的包圍，就像雲雀衝破了寂靜黎明的禁錮，婉轉而悠揚，直擊人心。
《茶館》裡有的對白能引人一笑，但是這笑中更多的是苦笑，是無奈的自嘲。這些發笑的對白，要麼出自那些被生活逼得走投無路的人無奈之下說出的無奈之話，要麼就是那些令人厭惡的角色的溜鬚拍馬。笑過之後，不禁感到一絲悲涼——“人活著總得有條路走啊，可是哪有路可走啊！”願為國家排憂解難的人們飄零四方，一輩子只想太太平平的老掌櫃被逼上吊自殺，見風使舵溜鬚拍馬毫無良心的人卻有錢有勢，不惜讓別人用命來滿足自己的私慾。打學生的老師追殺愛學生的老師，給官差兩個洋錢就能免去殺身之禍，官差指誰就殺誰——“這什麼世道啊？”
《茶館》最後的一部分，三位氣數將盡的老人碰在一起，回顧自己的一輩子，讓人頗感心酸：心懷浩然正氣的常四爺幹了一輩子的活卻“一事無成”，心懷實業救國理想的秦二爺耗了四十年心血建的工廠“拆了”，安分守己的王掌櫃“做了一輩子順民”，到了讓人趕出自己開了50年的茶館。這就是“愛國”“順民”的“下場”……“我愛咱們的國啊，可是誰愛我啊？”常四爺在同一地點時隔五十年兩出此話，著實讓人嗟嘆不已……
改良，改良，越改越良。寧做太平犬，不做亂離人——這大概是中國人對於革命的一貫態度，幾千年來未有改變。但是，越是苟且躲避以求自保，就越是被各色無賴欺壓魚肉，一輪輪地盤剝搜刮，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說到茶館，多數人津津樂道的還是北京人藝一幫老藝術家入木三分、形神兼備的表演。但我剛開始看時，還是不大習慣，總覺程式化痕跡太濃，一舉一動一板一眼，每一個動作的精心雕琢。後來看眾人的評論，才知道這其中透出的老北京人生活的尊嚴和做人的溫良恭儉讓，那時的人們就是這樣見面作揖，硬骨朗朗，言行舉止中千年文化的修養一覽無遺。中國戲劇唱唸做打凌然不亂的套路原來就是那個禮教中國的生動顯現。現在這樣的就中國人怕是無處可尋了。
舊時的茶館是市民們幾乎僅有的公共空間，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混雜其中，上層人物與平民百姓一桌喝茶聊天，倒恍然間讓人忘記了階級差別的存在。但是再仔細琢磨茶館中活躍的都是些什麼人，就能看出平頭百姓是坐不起茶館的，在茶館裡悠閒品茗，提籠架鳥的幾乎都是吃份額的旗人，前清遺老;吃洋人軟飯的買辦和“誰有錢就為誰賣命、充當打手”的地痞流氓;專心向佛不問政事的參議員……至於底層人民，這裡則是他們賣命、乞討的傷心之地。
作為公共空間的茶館很容易使人聯想起西方大革命時期的咖啡館。但是二者的意義卻更好相反。本雅明說，巴黎的'咖啡館裡經常擠進一些付不起80法郎高價訂閱報紙的人，圍在一起搶讀一張報紙，議論國事，密謀革命。西人後來把這造反的發源地(包括小酒館和街壘)冠上個很好聽的名字叫“公共領域”。但是《茶館》裡讓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個貼了幾十年的“莫談國事”也沒聽說中國最後一個皇帝是幾個愛耍嘴皮子的茶客硬給喝下臺的。重農抑商，皇權浩蕩的封建社會中誕生不了法國那樣的穿著燈芯褲的中產階級，《茶館》中實業救國的那位民族資本家最後落了一個“一無所有”的境地。中國的“公共領域”只是言論無路的上層精英們過過嘴癮、發發牢騷的地方罷了，不是民主的醞釀所，而是民意的疏散地。後來北京的茶館漸漸式微了，成都等地的茶館依然花開遍地，不過依然是“莫談國事”。至於傳說中的“中產階級”，咖啡館可是彰顯高雅品位，為權錢交易去臭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