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精神這一寶貴財富，永遠值得我們學習。一是愛國敬業，直言切諫。二是民為國本，為民請命。三是剛正不阿，不畏權貴。四是廉潔從政，公正司法。
城管觀看千年包公觀後感
包公，一個震古爍今、世代傳頌的名字。在中國老百姓的心目中，包公集清官、忠臣、名探、神袛於一體，成為公平與正義的化身，是萬民景仰的“包青天”。在民間傳說、戲曲舞臺和影視劇中，他不僅秉公執法、斷案如神，還能上天入地、服妖降魔，代表著中國民間傳統中的最高人格化期許，千百年來，無人與之比肩。
然而，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包公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形象?為什麼他在華人世界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他對後世的影響為何如此之久之大?今天上午，在合肥包公祠舉行的三集高清紀錄片《千年包公》首映式上，來自北京和安徽兩地的各界人士分享了該片帶來的震撼和啟迪。
第一集《清心直道》，通過包拯青少年時期真實的故事、包拯出仕時明志詩，介紹包拯清正廉潔剛正不阿個性形成的原因;通過包拯家訓以及包氏後人對他的懷念，突出包拯的清正廉潔的家風與精神至今仍有深刻影響;通過同時代的官員劉筠對他的影響，呈現北宋仁宗時代的社會政治環境。點面結合，有理有據。
第二集《鐵面無私》，敘述包拯任監察御史及開封府尹等官職時，不畏權貴，彈劾貪官汙吏及皇親國戚的故事，其中以“七彈王逵”、“六彈張堯佐”與“斷冷清案”最為精彩，在真實歷史文獻基礎上，用影視劇手法進行再現，突出包公鐵面無私、不畏權貴、執法如山的可貴精神。
第三集《以民為本》，通過“斷牛舌案”、“匿金案”、“陳州折變”、“不持一硯歸”等歷史故事，說明包拯以民為本，把百姓利益放在心上的為官為政思想。對貪官汙吏鐵面無私，對百姓卻心懷柔情厚意，他把百姓放在心上，所以一千年來，百姓把他也放在
心坎裡。通過再現真實的包公故事，尋訪包公精神的當代體現，力求在觀眾心裡樹立一位真實可信的清官而非戲說的包公形象。
城管觀看千年包公觀後感
既要強調為政之制又要重視為官之德
歷史上真實的包公以孝、剛、廉、明著稱，後來社會上廣為流傳的包公以善斷獄案聞名，被譽為折獄斷案“箭垛式人物”、“東方的福爾摩斯”，並形成獨特的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包公司法文化。
以包公為代表的司法文化歷經千年，其重要價值在於它樹立起清正廉潔司法官員的崇高形象，有利於提高司法工作者的素質;它倡導社會正義的價值取向，有利於推動依法治國。
包公司法文化應屬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財富，但有人認為清官司法突出個人，抹殺制度的重要性。這種觀點從法治理論上來說是正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們保護正當利益要通過健全法制，而不必祈求清官。但將制度與個人割裂或對立起來也是不現實的。任何制度都要靠人實行，選好人、用好人才能執好法。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必須用好人。有包公式的清官才能執好法。我們所說的清官品德與嚴格執法實際是統一的。當今執法中的問題，不少不是制度問題，而是官德失範問題。所以我們既要強調為政之制，也要重視為官之德。
另外，包公的嚴格執法有著更深一層的含義，這就是追求社會正義。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權者可以官官相護或以權枉法，而處於社會底層的小民在經歷了無數次抗爭失敗、問題仍得不到公正的解決時，便把希望寄託在包公一類的清官身上，希望討個“說法”即公理。所以包公身上寄託著人們善良的願望，凝結著社會正義。人們推崇包公就是追求社會正義，這正是包公斷案故事的意蘊所在，也是包公司法文化久傳不衰的根本原因。
千年包公觀後感：
中國古代傑出的歷史人物爛若繁星，千百年來，若論在大眾中影響最為深廣的人首推孔子，孔子之下的一人，在我看來，或許就要數到包拯了。
孔子是思想家，思想家的思想可以超越時空，成為全人類的財富。包拯是封建王朝的一位實幹型官員，除史書記載的政績外，留下的主要文字是上書皇帝的“奏議”。不管奏議怎樣高明，政績如何突出，最終都是為鞏固封建王朝服務，但是，他的影響為什麼也能跨越時空、超越階層、傳諸久遠呢?
那是因為，在那些卓越的政績、作為政績的思想基礎的奏議背後，蘊藏著一種很寶貴的“包拯精神”。要知道包拯精神的內涵是什麼，就有必要明瞭包拯的思想核心與性格特徵，而這又需要對他的生平有一個大概瞭解。
包拯，字希仁，諡孝肅，北宋真宗鹹平二年(公元999)出生於淮南西路廬州合肥縣解集鄉包村(今安徽合肥所轄肥東縣包公鎮包村)，包拯父親有一定文化，做過小官，薄有田產。小康之家耕讀為本，這是封建社會的普遍現象，包家亦不例外。
《肥東縣誌》上說：“包拯少年在鄉讀書，亦耕亦牧。”天聖五年(公元1027)包拯進士及第後，曾經被朝廷兩次授官，均因父母不願隨行而辭官盡孝，直到雙親病歿，守孝三年，才出任天長知縣，時年38歲。
在地方，包拯擔任過知縣、知府、轉運使等職。在中央，他由權度支判官、監察御史裡行、戶部副使、御史中臣、三司使，一直做到樞密副使任上離世。我們知道，北宋最高監察機關是御史中丞領導的御史臺，最高財政機關是三司使領導的三司，最高軍事機關是樞密使領導的樞密院。樞密院是輔佐皇帝執行兵政的機構，在皇帝的總攬下，由宰相、副相、樞密使、樞密副使和參知政事共同組成國家最高領導核心。所以，包拯的職位是相當高的。
包拯的思想核心是忠君與民本的高度統一。包拯具有鮮明的'忠君思想。在一封奏札裡，包拯寫道：“臣生於草茅，早從宦學，盡信前書之載，竊慕古人之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義之分，確然素守，期以勉循”，而“驟被殊用，置諸侍從之列，擢處諫諍之班，臣於此時敢忘圖報”!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一個出身既不高貴又缺少政治後臺的人，能夠被朝廷委以重任、視做心腹，這種感恩戴德的心理是不難理解的。基於這樣的心理，他特地上書仁宗“請建太子”，希望趙家王朝“傳之無窮”，因為“太子天下之根本也”，只有建立太子，才能“鞏固王室”，“挫奸雄觀望”，否則“必稔禍於將來，恐非社稷之福”。這樣的忠君思想，可謂臻於極致了。
包拯又具有強烈的民本思想。古人很早就提出“民唯邦本，本固邦寧”、“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這一古代中國極為重要的政治思想，成為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包拯一生從政的根本信條。他反覆對仁宗說：“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繫，當務安之為急。”“民者國之本，財用所出，安危所繫，而橫賦暴取，不知紀極。”他幾十封為民請命的奏摺，便立足於民為國本的思想。
難能可貴的是，包拯思想中的忠君與民本是和諧一致的。那麼對於包拯來說，將二者統一起來的邏輯性何在呢?
在《請差災傷路分安撫》中，包拯反映江淮等地天災人禍嚴重，請求從速安撫，否則釀成大亂：“民間之蓄盡為軍儲矣，民失其賴，流亡日眾……況今秋苗稼既槁……凋殘之民朝不謀夕……飢則盜起，盜起則奸雄出，奸雄出則不可制矣，豈可不深懼而豫防之哉!”他講得很明白，如果官不愛民，民不聊生，“奸雄”就會揭竿而起，後果不堪設想。類似這樣的話，在今天尚能看到的包拯的奏議裡至少說了四次。能夠看出，包拯不僅自己愛民，還苦口婆心地勸說皇帝愛民。包拯將之當做最大的“忠君”，這也就是他秉持的忠君與民本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可以說，包拯“忠君”的目的固然在於“君”，但客觀上有利於天下蒼生，其忠君與民本高度統一的積極意義也正體現在這裡。
包拯的性格坦誠得近乎毫無保留，率真得似乎缺少修養，其剛直乍看起來真有些不近人情。這種性格的形成，一是由於他生於農村，長於農村，而且一生和農村保持不間斷的聯絡，無形間烙上了中國農民純樸誠實的印記;二是在他熟悉的古代典籍中，仁人志士憂國愛民的胸懷，“言必信，行必果”的品格，對他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三是當朝名臣劉筠的言傳身教對他影響甚深。劉筠是翰林學士，剛毅正直，疾惡如仇，因和朝廷惡勢力勢不兩立，兩度外任廬州，而包拯自年少時即頗為劉筠所賞識。
包拯精神就是以包拯的思想核心為基礎、性格特徵為外在表現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