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認為既然我看不見，當然也就聽不見。於是經常有人扯著嗓門兒和我講話，把每個字都咬得十分清楚；還有人當著我的'面兒竊竊私語，認為我聽不到。例如每當我去機場，請機票代理幫我登機時，他（她）總會拿起電話叫服務員，並低聲說：“喂，這兒有位老人需要幫助。”他們不使用“盲人”這個詞，似乎是不想讓我知道這個我以前也許沒有意識到的可怕事實。
還有的人認為，盲人當然能聽到別人講話，只不過自己不會說話。例如當我和妻子出去吃飯時，侍者經常會問她：“他想來一杯嗎？”這時我就會搶著回答：“他確實想來一杯。”
但最誇張的例子還要屬我在英國的一次經歷，當時我正在牛津大學進修法律。一天我生了病，被送到醫院裡。我坐在輪椅上，被護理員推向x光室。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我是憑聲音判斷的———問護理員：“他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護理員問我。
“哈羅德·克倫茨。”我回答。
“哈羅德·克倫茨。”他重複道。 “他何時出生？”“1944年11月5日。”我答。
“1944年11月5日。”護理員重複道。
這個過程大約持續了5分鐘，直到我那聖人般的耐心終於用盡了。“嘿，”我脫口說道，“這簡直太荒唐了。的確，我看不見東西，但你們沒發現我根本用不著一位翻譯嗎？”
“他說他不需要一位翻譯。”護理員向那位女士報告說。
但最令我痛苦的偏見莫過於由於我失明，人們認為我“無法勝任”工作。先後有40多家律師事務所拒絕了我的求職申請，儘管我的履歷中包括一份哈佛大學的優等成績通知單。不停地有人告訴我盲人不能當律師。根本不考慮我的能力，僅僅因為我失明就把我拒之門外，是我遇到的最殘酷的現實。
幸運的是，1976年4月16日美國勞工部頒佈法令，規定殘疾人享有與健康人同等的就業權利，殘疾人的就業前景才變得樂觀起來。
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僱主們會用當年一個小男孩那樣的眼光來看待身有殘疾的僱員。當時我們一家住在斯卡斯戴爾，我和父親經常在後院打籃球。由於我看不到籃板，我倆就制定了遊戲規則：父親站在籃筐下面，他一喊我就向那個方向投籃。
有一天，隔壁一個5歲的男孩帶著他的夥伴來到我家後院。“他是個盲人。”男孩輕聲對朋友說，但我和父親都聽到了。這時父親投籃不中，我也沒有投中。父親再投，他投了個“三不沾”———籃球哪兒也沒碰到。我再投，球碰到了籃圈。“哪一個是盲人？”男孩的朋友問男孩。
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當一位工廠經理巡視生產線、領班向他介紹工人中有位殘疾人時，經理在觀察一會後能夠發問：“哪一位是殘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