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本質上是一種過程性狀態的描述，理論上所有國家人均國民收入在從中等收入邁向高等收入的過程中，都有可能陷入這一狀態。有的國家面對轉型期困境，通過自身改革和調整，適應了新的形勢和發展需要，從而成功避免了長期處在中等收入階段，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比如早期的英美和晚近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有的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無法克服發展之後帶來的各種矛盾集中爆發的危機，體制和機制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不相適應，發展戰略失誤或者遭受外部攻擊，經濟增長回落或者長期處在中等收入狀態，其中部分國家還會出現反覆，這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比較典型的有拉美、東亞諸國;另外，還有一些國家甚至有可能從中等收入國家重新回到低收入國家行列。
一、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險期
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中國2012年國民生產總值(GDP)519322億元，人均收入6100美元，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據有關媒體經過集中各方面專家意見，整合了處在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十種特徵，包括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盪、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對中國現狀觀察和研究之後可以知道，中國已經具有上述“中等收入陷阱”的大部分症候，客觀來說，中國正在走進中等收入陷阱國家行列或者具有強烈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潛在危險，如何克服發展過程中的諸多問題和挑戰，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成功成為高收入國家，是中國未來中長期重大戰略目標。其中，梳理、借鑑國際經驗，從中發掘某些規律性的東西，作為中國轉型發展的參照，無疑是一條相對便捷的路徑。
二、克服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視野
在世界各國發展的故事中，都有一些階段存在“成長的煩惱”，有的嚴重，有的輕微，有的時間長，有的時間短，但可以肯定的是，還沒有哪個國家可以一帆風順、毫無障礙地發展。全球絕大多數老牌的已開發國家都曾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也都曾一定階段處在中等收入國家，不過都幾乎無一例外地度過了難關，直到新近的全球金融危機，西北歐一些已開發國家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其高收入國家的身份變得岌岌可危，目前也在為重新找回往日榮光作出努力。在東亞，多數國家都深陷中等收入陷阱，長期逡巡不前，只有少數國家和地區得以成功跨越陷阱。而在拉美，巴西和阿根廷在高收入國家邊緣徘徊多年後，近些年來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初步進入高收入國家隊伍。
下面我們以三組案例分享一下那些從“中等收入陷阱”狀態，已經或者初步成為高收入國家的成長故事和經驗。
1、英美——高收入國家的先行者
英國從近代封建國家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驅主要得益於三大革命，以此為基礎，奠定了其長期的已開發國家地位。這三大革命是政治革命、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資本主義政治體制的國家。隨著17世紀前半葉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新興的資產階級不能忍受封建王權的專制統治，於1642年引發了革命，直到1688年“光榮革命”後，英國近代政治革命方告結束，從此率先建立了以議會為主導的資本主義體制。英國政治革命在為經濟發展提供強大制度基礎的同時，也為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掃清了道路。從17世紀中期開始，近代科學在一批巨人的推動下產生。1765年，牛頓去世後30多年後，一種全新的蒸汽機在瓦特的手中誕生了，瓦特發明的蒸汽機使人類從此開始擁有自己創造的動力，而不再受制於大自然。近代科學進步為英國工業革命開啟了大門，資本主義生產完成了從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過渡的階段。十八世紀中葉的英國成了世界上最先進的工業國，在生產及貿易方面躍居世界首位，以當時標準衡量，其已成為當時世界上首個高收入國家。此後雖然多次經歷危機，但其作為已開發國家的根本地位始終沒有動搖。
美國與英國有相似之處，也是先行建立了穩固的民主體制，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風險，保持國家長期持續發展奠定了強大的基石和保障。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工業、運輸業、通訊業等高速發展，到1890年代，其經濟規模已超過了稱霸達100多年的英國而雄踞全球老大的位置，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貧富差距、政治腐敗、社會不公和衝突等轉型期現象也大量出現，但由於美國獨立革命和二次革命為其創立了先進的政治體制，避免了聯邦的分裂，保證了統一的國內市場，因此成功克服歷次經濟危機的挑戰，成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國家，在1990年代後，更因蘇聯的解體成為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全球霸權國家。美國的自由企業制度擺脫了種種桎梏，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為大量美國移民提供了平等的創業機會。而對種種社會矛盾和衝突，則在美國的民主制度、新聞媒體的監督下逐步得到克服。比如美國近代的“扒糞運動”，揭露了當時大量政治和司法腐敗、侵犯勞工權益事件，促使國家政府實施改革，加快立法程序，杜絕了其危害，從而創造了長期繁榮和發展的良好環境。
2、日韓——成功跨越陷阱的國際典型
談到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人們都注意到其在經濟結構轉型、推進科技創新、加強社會保障和廣泛的政治與社會改革方面的做法。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日本先後進行了四次大規模的產業結構調整，轉變增長方式，實現了從輕工業到重工業再到第三產業的適時轉換升級，完成了由“貿易立國”到“技術立國”再到“文化立國”的轉變，奠定了從生產型到貿易型再到消費型經濟三次飛躍的基礎。在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中，日本實行了農地改革、最低工資制、教育政策改革和綜合開發計劃等戰略舉措，建立了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為社會穩定建立了穩固的防禦體制。日本能夠做到適時的經濟和社會政策改革調整，主要奠基於其在美國幫助下建立了君主立憲民主政體和完備的制衡與監督機制。日本在刑法典中設立了反貪汙賄賂專章，實行了財產公示制度，日本媒體享有新聞自由，對政府行為進行嚴格的監督。
韓國也是在二戰後經美國幫助建立了民主體制，不過在此後數十年裡屢遭軍事政變，這也使得其經濟長期沉浮不定。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韓國民主化程序明顯加快，改善政府治理，建設廉潔政治，成為其經濟高速發展並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一方面從法律上強調市場的作用，調整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變政府主導型為市場主導型，政府從對經濟大包大攬變為積極引導。另一方面頒佈《公務員倫理法》，進行政治改革，推行財產公示制度，建設透明政府、服務政府。政治領域的改革為政府制定符合國情的發展戰略，加強社會建設，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了關鍵保證。韓國經濟成功地從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轉變到以技術研發為後盾的創新型發展戰略，通過“新村運動”、新教育政策、稅收改革和完善的就業與社會保障體系等措施，確保發展成果全社會共享，從而推動了國內市場發展，擴大了內生需求，促使國家邁過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3、巴西——中等收入國家轉型的新希望
按照世行標準，巴西迄今已身處中等收入國家達38年。但近些年來經濟發展迅速，成為全球正在崛起中的大國之一。據2011年英國智庫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公佈的全球經濟體排名，巴西經濟規模首次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六大經濟體。另據世行資料，該年度其人均GDP達到12594美元，已初步顯示出成為高收入國家的`某些跡象，一般認為再經幾年就會成功進入世界經濟第一梯隊。因此，對於那些尚在中等收入國家梯隊，或者積極問鼎第一梯隊，或者深受中等收入陷阱困擾的國家而言，巴西的成長經驗，尤其值得參考。
巴西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後，在國家發展上曾經歷重大挫折，經濟和社會政策基本失敗。它推行負債增長戰略，由此導致1981到1983年的經濟衰退。但這段時期巴西在政治上的改革舉措，為此後的全面改革和調整創造了有利條件。巴西的民主化程序是“通過交易的轉型”的傑作。政府體制內的強硬派和改革派、反對派中的激進派和溫和派經過長時間的博弈，使得改革派和溫和派佔了上風，軍政府從1974年開始推行穩步的、漸進的政治開放和過渡政策，最終於1985年實現軍人“還政於民”，初步建立了民主體制。進入九十年代，巴西進入改革和調整的重要時期，之後在21世紀的頭十年，它的經濟發展成果越發顯著，並連續超過幾個傳統已開發國家，成為位列世界前六強的全球大國。這歸功於在民主體制下，巴西的內外政策實現了重大改革。經濟上從低附加值產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型，實現產業升級轉換，巴西的航天、國防和清潔能源能高科技行業在國際上都具有競爭力;在社會政策上，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巴西政府在社會支出方面的資金佔GDP長期維持在20%左右，並積極開展減貧，貧富收入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國民消費水平持續上升。它們都顯示，巴西已經具備了順利跨進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各方面條件。
三、國際經驗帶來的啟示
目前，世界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或者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危險的國家多數都在東亞、東歐、中東和北非、拉美等。它們都存在政治體制不成熟、不完善，特殊利益集團操縱國家政治，經濟政策失當，並導致貧富分化、兩極分化、社會不公平、不平等長期盤踞，社會矛盾加劇，社會動盪或者存在發生動盪的誘因和危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中等收入邁上高等收入，是一個世界級的難題，也是中國今後一段時期的重要挑戰。綜合各國經驗，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政治成熟，體制科學，依法治國，按制度辦事，充分保障公民政治參與，是前提條件。上述五個國家的案例都顯示，它們都是在建立了穩固的科學的政治體制後，成功從中等收入國家走進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而且在此條件下保持長久繁榮的，否則就達不到預期目標，或者難以為繼。只有成熟的政治體制，才能保證國家制訂科學的內外政策並得到有效落實;只有成熟的政治體制，才能避免權力尋租和政治腐敗，防止特殊利益集團形成和肆虐;只有成熟的政治體制，才能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複雜矛盾和問題，找到適合自身發展的有效路徑和方向;而且，只有在成熟的政治體制下，才能保衛經濟發展的成果，實現全民共享，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長期維持高收入國家水平。
善於適應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不斷推出改革措施，創新政府決策和科學技術，消除發展道路上的體制機制障礙，改進和完善政府治理，是重要關鍵。在科學、成熟的政治體制前提下，才能保證國家政府制訂和實施“適銷對路”的政策，不斷對政府體制、經濟發展思路和對策、社會政策、科技能力等，進行改革和創新，確保國家永遠走在康莊大道上。
發揮市場的主體作用，以市場為導向，完善國內統一的市場體系，合理調節並確保貿易、投資和消費三大領域的內在平衡，實現經濟穩定、持續發展，是根本途徑。在我們的案例中無一例外都是市場導向型國家，真正讓市場起到了基礎性支配作用，建立健全了國內市場經濟的體系，並適時調整貿易、投資和消費政策，使其得到平衡，才成功規避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如何調節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如何防止全國各省相互之間出於自利動機的貿易壁壘，如何打破對外貿和投資的強烈依賴，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面對的最為突出的問題。
改革社會政策，優化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消除兩極分化，促進社會公平;完善保障體系，穩定國民心理，是重要保證。高收入國家的公民社會都很發達，公民自治、社會自治普遍，社會政策的基礎是要建立一個高效的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公民的多數中產化，培育中產階級，既是社會穩定的基石，也是促進消費的關鍵。只有在消除兩極分化、確立了平等的法律原則下，公民才能擁有公平的社會機會，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最可靠的動力。而公民消費水平能否保持，儲蓄習慣能否改變，首要的則是為其提供安全堤壩，建立基礎性的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使積極工作、放心消費成為普遍的社會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