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公積金屢遭詬病 貸款程式複雜被開發商拒絕
住房公積金制度是緩解普通老百姓應對巨大購房壓力的重要渠道，《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將公積金管理中心定位於“不以贏利為目的的事業單位”，住房公積金是一種社會福利的體現。
但是住房公積金制度作為一種惠民政策卻因為它的實施環節冗長複雜、監管不力、制度不完善等原因而遭到諸多詬病。
公積金病灶多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申請公積金手續繁瑣、審批時間長是阻礙購房者進行公積金貸款的重要原因。申請者往往在繁雜的申請過程面前望而卻步，放棄本來是體現社會公平和福利的惠民政策，而選擇商業貸款。
從申請貸款這一方面來說，目前個人申請住房公積金貸款，申請者除需要向住房管理中心提供相當完整的能夠證明個人戶籍、婚姻、收入、購房合同、抵押擔保等資料外，還必須提供所購住房房屋開發商的“五證一書”（商品房屋預售許可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建設用地許可證、國有土地使用規劃許可證、建築工程施工許可證及專案選址意見書）。
除此之外，申請者需要接受住房管理中心和銀行的雙重審查，審查和評估程式也是一個漫長的時間過程。
在記者採訪中，被訪者均表示公積金貸款的手續過於複雜，耗時過長，多數被訪者選擇的做法是：“選擇商業貸款，而把公積金取出來用於還款。”
同時開發商拒絕公積金貸款也嚴重削弱了公積金的福利意義。
開發商拒絕公積金貸款不外乎兩條原因，其一是回款慢，其二是開發商與銀行之間的商業協議，這似乎已成了房地產商業圈的潛規則，銀行發放貸款給開發商，銀行得到更多的貸款客戶。
很多人都在批判開發商剝奪了他們選擇公積金貸款的權利，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分析，開發商、公積金管理中心和商業銀行扮演了什麼角色？為什麼公積金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弱勢地位，難道作為一種福利政策就必然處於被動勢態，而被需求者追逐索求？
開發商和商業銀行所進行的所謂“不正當協議”只是一種市場環境下的正常選擇，他們是在市場競爭中選擇了一種更有時效和利潤的手段，公積金更應該反省自己的服務態度和存在意義。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幾乎所有的樓盤銷售現場都有商業銀行在做現場的貸款服務，購房者可以直接在銷售現場辦好所有手續，所花時間甚短，而且享受著顧客的身份和權利。但購房者在申請公積金貸款時與此形成鮮明對比，拋開冗長和繁雜的程式不談，辦理中的感受也有很強的反差。
這種差距形成的根源就是公積金管理機構對自身的定位存在問題，把一種服務定位成了一種權力，這種定位顯然不適應目前的社會需求和市場競爭。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汪利娜認為，公積金管理中心在定位上而言應該是一個金融管理機構，當前公積金管理中心角色與職能的不相符是導致當前公積金問題的根源所在。
另外，公積金的監管不力和所受益群體失衡也是社會詬病重點，貪汙和挪用案件不時浮出水面，公積金成為變相福利被高收入者群體所享受，公積金大量資金閒置沒有發揮作用等等，因為制度的不完善所帶來的種種病灶嚴重侵害了這一福利政策的肌體，公積金制度的修正之路還很漫長。
“創造性模仿”的變革
不少學者在思考公積金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有學者甚至認為公積金的不足之處已經掩蓋了它本身存在的意義，當它的劣根得不到剷除時應該以一種新的政策取而代之。
但立刻有學者提出了反對意見：不能因噎廢食，社會關注公積金說明社會需要這種惠民政策，當公積金問題嚴重爆發的時候更是解決這些病灶的好時機，不能以不足之處全盤否定它的意義。
公積金問題在社會的關注和駁斥之下也正在進行改革和反省。記者瞭解到，２００７年國家將著力完善住房公積金繳存和使用政策，依法擴大公積金制度覆蓋範圍，逐步擴大到“包括在城市中有固定工作的農民工在內”的城鎮各類就業群體；超過法定最高繳存比例和基數的，要依法納稅；２００７年住房公積金繳交率將提高５％。同時對公積金貸款根據各地情況作了適當調整。
有專家認為我國公積金管理可以借鑑外國的一些管理手段。１９９１年５月，上海市借鑑新加坡公積金制度的成功經驗，結合我國國情，率先建立了有中國特色的住房公積金制度。這使我國的公積金制度在系統建立上在很多方面都借鑑了新加坡的成功經驗。
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祕書長喬依德認為，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制度和中國的住房公積金制度有兩個關鍵的區別。首先，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所歸集的個人儲蓄用於償付住房按揭貸款的首付款及分期還款，而不是用於發放補貼貸款。其次，住房貸款只佔新加坡中央公積金投資的一少部分，所以，中央公積金可以依據精算式的穩健原則為公積金的參加人提供最高的回報率，符合養老基金管理的國際標準。另外新加坡的房屋開發署負責為特定的人群開發住房、為其住房提供融資以及管理。新加坡財政部按照政府借款的利率向房屋開發署提供貸款，然後房屋開發署按照需要向家庭提供貼息貸款。在新加坡，從事貼息貸款和市場利率貸款的部門是截然分開的，他們之間不存在爭搶客戶的矛盾。
據瞭解，公積金存在銀行的利息，以及個人還款利息均為公積金管理中心所有，中心只是拿出利息的５％給託管銀行作為手續費，而相比之下，銀行用自有資金做出的每筆商業貸款可以獲得全部利息。兩種收益相較之下，銀行肯定會把商業貸款作為生財之道，公積金管理中心與商業銀行形成了畸形的“合作的競爭關係”。
中國的公積金制度是在借鑑外國經驗上進行的“創造性模仿”，現階段的改革要有符合國情和市場環境的舉措。
喬依德認為不管是現在還是將來，在評價住房公積金時，應當將其放到金融體系中來考慮。如何讓中國的公積金制度融入金融體系中來，是一個需要慎重思考的問題。
有專家認為中國的公積金制度應分為管理和運作兩個機構，讓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成為一個稱職的監管者，而公積金的運作和經營交給金融公司來操作，引入公司化治理結構，成立風險管理委員會，按照商業化的原則運作。
李大進：對詐捐騙捐者應加大處罰力度
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天達共和律師事務所主任李大進
人民網北京3月11日電(記者 王溪)“有的人打著天災的幌子，騙捐數額能達到數百萬元甚至更多，我認為慈善法草案中提到對違法者處於‘1萬以上10萬以下的’的罰款不足以震懾違法者。”今天上午，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北京代表團召開全體會議審議慈善法草案。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天達共和律師事務所主任李大進對慈善法草案提出三點建議。
建議一：通過審查和備案 完善監管方面的相關內容
“以往經常看到有人在網際網路上發帖，說自己或自己的的親人遇到了哪些不幸的經歷，事後就能收到少則幾萬元，多則數百萬元的捐贈。更惡劣的，甚至有人打著地震、洪水等自然災害的旗號進行募捐，但是善款卻落入了個人的口袋。”李大進說，慈善法的出臺將對這些行為進行法律上的規範和界定，是有很大現實意義的。
李大進同時建議，慈善法草案中應完善監管方面的相關內容。比如，慈善組織和個人以廣告推介、媒體宣傳或者舉辦大型活動等方式進行募捐的時候，主管機關應該建立必要的審查或者備案制度，以便監督。同時，讓這些活動更加公開、公正、透明。同時用這種審查和備案的方法，避免募捐人的權益受到損害。
建議二：根據犯罪所得額或者受害人情況進行處罰
目前，慈善法草案中關於罰款的規定是“1萬以上、10萬以下”，李大進認為，這樣的金額不足以震懾違法者和犯罪之人。他告訴記者，以詐騙的方法詐捐和騙捐的案件，涉案金額少則都在幾十萬、數百萬元，對於這些人，僅罰款1-10萬，成本過低，建議可以考慮根據犯罪所得額或者根據受害人的受害情況進行處罰。
此外，“1-10萬元的罰款”幅度過廣、空間過大，增加了執法過程中的隨意性，缺少了法定性。如果法條能對什麼情況下適用於多少額度的罰款列得更詳細些，將大大增加執法的可操作性。
建議三：對與現行法律有交叉、重合的地方 應儘快修訂
李大進提出，目前審議中的.慈善法草案，和現行的至少5部法律有交叉、重合、甚至個別相牴觸之處。這些法律分別是：公益事業捐贈法、紅十字會法、信託法、合同法和殘疾人權益保障法。
現在的慈善法草案，無論是總則還是附則中，都沒對這些情況給予充分的說明。比如說，慈善法出臺後，執法依據是從舊還是從新？應給予明確。為了避免在這部法律的執行和實操過程中，發生法律上的衝突和界定上的模糊，以及最終認定事項上的混淆，應當將與這部法律相沖突的法律修改儘早提上日程。
湯素蘭：將有益的書送到農村師生手上
中國教育報訊全國政協委員、湖南師範大學教授湯素蘭提出，應當完善圖書採購配送機制，把高質量的、對師生真正有益的書送到他們手上。逐步健全師生、家長和專家學者等多方參與的圖書採購機制。
“可以組織專家在《全國中國小圖書館(室)推薦書目》基礎上，結合全國各地農村中學的實際情況，每年推薦應該採購的圖書目錄。把這份目錄事先交由師生選擇和增補，再由教育部門彙總拿出圖書擬選購清單，由縣級政府採購中心向社會公開招標，並最終讓學校師生對公開招標採購的圖書從質量到價格進行綜合打分，對政府採購進行監督。”湯素蘭建議。
劉永富：貧困人口資訊會進一步精準
新華社北京３月１６日電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１６日說，精準扶貧首先要搞清楚哪些是貧困人口、怎麼幫扶。２０１５年，全國範圍動員了２００多萬人在前期工作基礎上再次進行了排查，目前貧困人口資訊基本準確，今後資訊會進一步精準。
劉永富在列席當天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閉幕會前經過“部長通道”時說，代表和委員們在兩會期間為脫貧攻堅提出了廣泛的建議和意見，將有益推動改進扶貧工作。對於脫貧攻堅工作，各級政府都立了軍令狀將按時保質保量完成，都會帶著感情和責任認真落實好中央部署，並將著力於整合資金、精準扶貧、創新扶貧，廣泛動員全社會參與。
劉永富介紹，為了摸清貧困人口，２０１４年全國動員了１００多萬基層幹部進行了建檔立卡，但因為實際困難大，這個建檔立卡當時只能說是“基本準確”，能把網建起來已經很不容易了。“２０１５年我們在全國基層再動員了２００多萬人進行回頭看，把不該進去的、該進去沒有進去的，進行了調整，應該說現在基本準確，但是我們還將進一步改進這項工作，做到更加精準。”
芮躍華：建立證券公益訴訟制度
全國人大代表、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芮躍華14日表示，可以借鑑消費者保護和環境公益保護的實踐做法，推動建立我國證券領域公益訴訟制度。他建議，通過推動修改相關立法或出臺專門司法解釋，明確符合法定條件的專門投資者服務保護組織作為原告，提起證券公益訴訟，探索我國資本市場投資者尤其是中小投資者權益保護新機制，維護資本市場公共利益。
芮躍華是在參加湖北代表團小組審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時作上述表示的。
近年來，我國資本市場內幕交易、操縱市場、信披違法違規等傳統型別案件持續呈高發態勢，各類新型違法違規行為也不斷湧現，侵犯證券市場投資者權益的事件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最高人民法院201X年工作報告顯示，201X年審結虛假陳述、內幕交易等案件4238件。對此，芮躍華認為，建立證券期貨市場投資者權益有效救濟制度的需求迫切。
中小投資者佔較大比重是我國資本市場市場結構的一個顯著特徵，未來幾年主體結構也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由於中小投資者相對比較分散，力量較為薄弱，受損的投資者主要通過自發提起訴訟來進行個人維權。從實踐情況來看，一方面，中小投資者通過自發訴訟維權面臨訴訟期間長、成本高、成效低、取證難、擔風險等難點，自身權益難以得到及時救濟；另一方面，中小投資者因訴訟成本過高、專業能力不夠、訴訟預期不明確等原因，維權動力不足，往往主動放棄維權，從而客觀上降低了相關市場主體的違法成本，違法行為得不到有力震懾。
證監會主席劉士餘在12日的記者會上指出，“只有保護好中小投資者的權益，才能促進中國資本市場穩健發展。”
芮躍華說，為進一步加強中小投資者權益保護工作，針對當前投資者維權難的問題，可以借鑑我國消費者保護和環境公益保護的實踐做法，積極推動在證券領域建立公益訴訟制度。
所謂公益訴訟，一般是指由法律規定的機關或組織、個人，針對侵害國家利益、社會利益或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為，為維護公益目的而提起的訴訟。我國《民事訴訟法》對公益訴訟作出了原則性規定，在消費者保護和環境保護等領域明確了特定專門組織發起公益訴訟的原告資格，並進行了積極實踐。201X年福建法院審結了首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
在證券領域開展公益訴訟，境外資本市場已有較為成熟的實踐經驗。
芮躍華建議，在證券法修改中加入專門條款，明確符合法定條件的專門投資者服務保護組織有權作為原告，針對侵害眾多投資者利益的證券違法行為，以投資者服務保護機構的名義提起證券公益訴訟。通過發起證券公益訴訟，可以有效避免個人起訴時的“集體行動”困境，為眾多受損投資者積極維權提供示範和引導，充分實現對違法行為的震懾作用，從而提高投資者權益救濟效率，及時維護資本市場公共利益。
針對在目前現狀下如何實現公益訴訟、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芮躍華認為，與證券公益訴訟類似，在現行法律框架下，支援訴訟也可以起到實現投資者權益及時有效救濟的效果。公益訴訟一般是由專門機構作為原告發起訴訟，而支援訴訟則是專門機構作為投資者的代理人，支援投資者開展訴訟。
作為中國證監會批覆成立的專司中小投資者保護服務的機構，目前投資者服務中心正研究探索麵向中小投資者開展公益性支援訴訟，通過公職律師或者組織證券公益律師，作為投資者的訴訟代理人，支援中小投資者發起維權訴訟，為廣大中小投資者維權起到示範和引導作用，淨化資本市場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