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佛教，你瞭解多少呢，以下由本站小編為大家提供的“佛學常識：佛教中國化的第一人”的範文，供大家參考借鑑，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在中國佛教史上，道安法師是前無來者集大成之第一人，他對中國佛教的貢獻受到了歷代佛教徒與學者的讚譽，2012年是道安誕生1700週年，撫今追昔，我們對道安在中國佛教史的作用愈加感到意義深遠。東晉哀帝興寧三年(365年)，一位年輕的僧人為了躲避連年戰亂南下襄陽，他在襄陽15年間為佛教史上一個關鍵時期，道安鑽研經典、編撰經錄、規範僧團、嚴持戒律，倡導實修實證，對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以及佛教僧團的建設居功至偉，正是由於道安奠定了佛教中國化、本土化的根基，才有了後來佛教在華夏大地的大發展，故被古今高僧學者譽為“佛教中國化的第一人”。
我們紀念道安法師，不但是為了頌揚他的歷史功績，更重要的是繼承他面對現實、立足社會、規範僧制、促進政教和諧、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弘法利生之路的創新精神，為民族復興和興盛佛教學以致用。
弘揚佛法鞠躬盡瘁
道安於公元365年應東晉名士習鑿齒的邀請來到襄陽，在此期間完成了他畢生的最大心願，襄陽獨特的風土人情和政治環境，也為道安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一度成為當時的全國佛教中心。
一、創立般若哲學理論體系，為佛教中國化開闢道路
道安法師出生於常山扶柳縣(今河北冀縣)一個讀書人家。幼年父母雙亡，由外兄撫養，幼年的道安已經深深體會世態炎涼，加倍珍惜機會，讀書刻苦用功，到十五歲時對於五經文義已經通達，轉而學習佛法。十二歲出家(《高僧傳》)。開始時因為形貌黑醜，並不為師父所重視，叫他在地裡幹粗活，而他毫無怨色任勞任怨。幾年後才向師父請求讀經，據說有一天他向師父借閱《辨意經》一卷。早上攜經下田勞動，晚上回寺時已經將5000餘字的經文全部背出，驚人的記憶力使他的師父改變了態度，保送他受具足戒，並准許出外參學。二十四歲時(東晉成帝鹹康元年)，在鄴都(今河南省臨漳縣)遇見時年已達104歲的佛圖澄大師。兩人年齡相差整整80歲，但佛圖澄頭一次見他時就感到這個年青人是一個可造之才，於是當場受其三拜收為弟子，從此對他特別關注，還對那些因他醜陋而輕視他的人說，此人有遠識，非你們所及。據《高僧傳》記載，道安法師直到佛圖澄死後才離開鄴都，十三、四年之間，他經常代替佛圖澄大師講說佛法，並且辯才無礙，贏得“漆道人，驚四鄰”的評價。
儘管師徒二人情誼甚篤，見地卻有不同之處，道安耳聞目睹了師父的種種神通手段後，感到在佛教教化傳播過程中，雖然法術神通可以做為一種方便法，打動某些統治者，但卻不能真正吸引士族知識分子的心，智慧度學人，神通度凡夫，博大精深的佛法三乘菩提，其微妙深邃的法理和腳踏實地的實證精神，只要能夠如實弘傳，完全能滿足各類不同階層人們的渴求，近代史上另外一位人物章太炎也有同樣看法，他說“佛法本來不是宗教，一切大乘的目的，無非是斷所知障，成就一切智者、、、、、佛教的理論，使上智者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者不能不信;佛分明是求智的意思，斷不是建立一個宗教勸人信仰”。
道安一方面註釋經典，另一方面，他把眼光放到更加長遠的今後，他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希望通過佛法中的智慧和自己的實踐所得，能夠摸索出一條佛教本土化之路，為苦難深重的神州大地點起一盞永不熄滅的明燈，在此我們可以告慰先人;你做到了。因為自道安開始，佛教界有了一整套的道場規則和佛學修學方法，完全符合中國人的民風習慣，與佛法特別是大乘般若學說並無相悖，而歷史上每一次的佛門興旺乃至國運昌隆，無不是以大乘文化的興起為標誌，道安在窮其一生的般若學實踐和研究中，既重點關注建立正知正見，使得學人在戒、定、慧三無漏學之路上少走彎路，又十分重視理論創新，按照中國特定國情將佛、道、儒三家在社會道德規範方面加以融合，用通俗的語言向廣大民眾宣說大乘因果文化，為了適應當時社會的普遍愛好，他還藉助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和道家老莊玄學，套用本體論論證方法，創立了“本無宗”的般若哲學理論。本無宗理論主要從“一切諸法，本性空寂”的本體論角度來解釋“本無”學說，其理論基礎源自佛教的“無我觀”。這種理論剛一出來，便立刻為一大批上層知識分子普遍接受，消彌了從印度遠道而來的佛教對於中國人的陌生之感，並與中國各地執政者和當時的社會安定需要兩相呼應，自然而然地將佛學文化融入中華民族的千年血脈中，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從理論上思想上完成了佛教中國化、本土化，使中國佛教理論體自成一體，併成為東晉之後，中國佛教般若學派“六家七宗”中影響最大的一派學說，從而使佛教思想發揮了更廣泛的影響，道安到了哪裡，哪裡就會成為佛教聖地而聲名遠揚。
二、注重人才培養，一代聖教始行於足下
那戰火紛飛的年代道安如何度過了他的前半生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其艱難。在顛沛流離、千辛萬苦之中，他用主要的精力抓人才培養，因為他深知要使佛法本土化，廣泛流佈，必須依靠佛門人才。所以十分注意在僧才的培養上下功夫，一旦學有所成，適時分遣徒眾，到各地弘傳佛法。正是這樣，對佛教後來在中國各地的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道安大師在襄陽時弟子多達五百餘眾，根據當時國情，道安大師提出“教化之本，宜令廣佈”的論斷，要儘量使正統佛教廣傳流佈，讓大眾獲得真實受用，對社會產生良性效應，這樣才能有益於佛教自身的發展。同時，由於當時的北方社會戰亂災害頻起、民眾動盪不安，道安大師對此有親身體驗，所以他深切認識到;單靠僧團自身，既無法改變弘法的社會環境，也不易找到一個有益於修學的生活環境，佛法不離世間法，中國不像印度，離群索居、孤立傳教的路子行不通。所以他大膽提出“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主張，要求僧團儘量取得朝廷和地方官府的支援，合理合法的宣傳佛法大義。佛法大致分為聲聞解脫道和大乘菩薩道兩種不同的修學之路，前者以出家眾為主，“宴坐山林”離群索居，生活依靠大眾供養，修學上走緣起性空、滅盡五蘊十八界，最後無餘涅磐不再有來世;而大乘菩薩道不是這樣，以在家修學為主，繼續在人間修行菩薩道而渡化眾生，直至最後成佛，菩薩雖然在輪迴之中，心中卻毫無恐怖，因為已經明白生死的緣故，所以不會墮於外道的斷見法和常見法之中，遠離了外道邪見的顛倒夢想，舍報時留惑潤生繼續留在人間行菩薩道，續佛慧命，進修道種智及一切種智，未來實證佛地的究竟涅磐，永遠不走自我消失無餘涅磐的阿羅漢路子，因為它只是方便法而不是究竟法門。道安大師的主張，顯然是背離小乘聲聞的大乘佛教路子，由於結合了中國儒家的綱常思想，符合了當時的中國國情，所以在弘法實踐中進一步得到了印證，的確是切實可行的。
道安在途中路過河南新野，部署分派他在另一大師佛圖澄門下“代培”的學生竺法汰、法和分別率一部分人去揚州、建康等地和四川去傳法，後來到襄陽的弟子只剩下四百餘眾，因為他名氣越來越大，所以四面八方來投奔的人越來越多，但福禍總是相生，天有不測風雲，這時前秦皇帝秦苻聽說有個赫赫有名的道安大師，於是專程派人來請他去“講經”，如若不去便以武力威脅，就像他對鳩摩羅什一樣，派了數萬大軍前往，龜茲古國國王愛才心切不同意放人，結果國破人亡，人最終也被搶去，這大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人才大戰”。在這危急時刻，道安以退為進，化整為零，趕緊把徒眾分派到長江流域一帶，在更廣闊的領域傳播佛教種子。派法遇、曇徽率一班僧眾到湖北江陵長沙寺;僧輔、曇戒、道立率一班僧眾到湖北鬆滋上明寺;慧永率一批僧眾到江西廬山西林寺等，傳教於山鄉城鎮，這些弟子很得力，果然不負師父一片苦心，一代聖教於是盛行於天下。而慧遠、慧持等被分派去江南佈教傳法，他們原本計劃是去廣東一帶，途中經過廬山，見廬山清淨秀美有靈秀之氣，感覺這裡適宜悉心學道，加上提前幾年來到廬山的同學慧永的熱情相邀，慧遠決定在廬山紮根，於公元384年建立東林寺。從此，在廬山東林寺開創了佛教又一個新天地，在佛教史上享有重要地位。
三、統一僧尼“釋”姓，開創中國佛教僧制
時人習鑿齒在致謝安書中提到，道安在襄陽“師徒數百，齋講不倦”，“而師徒肅肅，自向尊敬，洋洋濟濟，進退皆規範有序，乃是吾由來所未見”。短短數語，栩栩如生地描述了道安所在道場的巨集大和道風的嚴謹，除了道安有較強的組織能力外，更與其對於佛法大義的深刻理解以及依照佛制制定了一整套的道場戒規有關，這是任何一個學派得以生存發展的核心所在。
隨著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僧尼人數日漸增多。因此，制定適合漢地環境條件下的戒律以約束僧團，已是佛教進一步發展的需要和必然，這時道安在襄陽的道場相對比較安定，基本走上正軌，道安抓住這一有利時機，開始從兩方面入手：
一是統一僧尼姓氏。道安之前，中土沙門皆依師為姓。皆凡天竺所來之人，便姓“竺”，月支所來之人便又姓“支”，安息所來之人便又姓“安”，弟子則依師之姓分而從之，直到道安到襄陽來後，又有很多人慕名而來，雖投師於門下，仍依舊沿襲舊姓。由於僧尼姓氏不同，往往出現一些不必要的混亂。道安考慮再三鄭重提出“大師之本，莫遵釋迦，乃以釋命氏”。一錘定音，“釋”姓由此固定成為漢地佛教出家眾的統一姓氏，千年以來至今不變。團結了信眾，統一了佛教組織，為以後的佛教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這是道安的一大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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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定製僧制，建立切實可行的佛門戒律。
當年佛祖涅磐之前，僧眾不無憂慮地問道;以後您不在了，我們以誰為師?佛說;以戒為師;由此可見戒律對於學佛人的重要性，道安弟子幾百，學人數千，全國有寺廟八九百所。作為一個宗教領袖，依靠統一的理論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還是要有一個統一的組織，而能夠約束僧眾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戒律。因此道安一生強調戒律的重要，認為：“譬如駛水流，日有不常位，人命疾於彼，去者不復還”，甚至提出“寧持戒而死，不犯戒而生”的口號，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當時人們重經典、輕戒律的不良現象，對後人意義重大。道安從漢地僧團實際出發，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戒規。他在《比丘大戒》、《比丘尼戒本》的基礎上，制定了《僧尼規範》、《佛法章程》，內容包括三個方面：講經說法的儀式和方法;日夜六時的修行、食住的規定;說戒懺悔儀式及每年召集法會的規定。道安所制定的《僧尼規範》，開中國僧制之始，為佛教僧團健康發展打開了一個新局面。自道安制定這些戒規後，天下寺院都奉行不悖，對後世規範影響深遠。在戒律方面，當時雖然戒本未備，廣律也只有竺佛念大師所譯的十卷《鼻奈耶》，道安認為戒是斷三惡道的利劍，無論在家出家都應以戒為基礎。但同時他又認為如果持戒只重形式也非究竟，為了眾生的利益，戒律是可以有“開緣”的。這與後來所傳菩薩戒的精神完全相符，也與《般若經》的義理一致。由此可見道安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
四、編纂佛經，謹慎科判，為佛教發展作貢獻
針對當時佛經散失各地，目錄混亂不堪，讓學人難以遵循這一狀況，整理佛經刻不容緩，道安先後派出一批又一批弟子到全國各地收集佛經，同時還效法玄奘法師，精心另選弟子慧常、慧辯等數人千里迢迢去天竺出國取經，他盼望能夠通過一代人的努力，彙編出一套最完整的佛經以供世世代代的中國學子修學佛法，正是出於這一發心，加上無數人數年不懈的努力，道安帶領徒眾終於在公元374年完成了中國佛教史上的第一部佛經目錄，從而為研究中國佛教的譯經史提供了可信的史料，更為後人學習佛法，整理佛教典籍提供了極大方便。
道安的翻譯理論和他對佛經譯文的嚴格要求，特別是強調真實性和準確性，對中國佛學走上正規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進作用，道安在對佛教經卷的整理傳譯過程中，將佛經判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大部分，每部分又層次井然的分為若干小段。這種嚴謹的科判治學態度從道安開始。佛教經典最初每部多有六種證信序——信、聞、時、主、處、眾六項，以此來說明佛說此經的時間、地點、聽眾等，與我們今天常見的新聞報道“六何”、科學工作者寫實驗報告、政府機關寫會議記錄的程式大致相同。就像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許多語言詞彙來自佛經一樣，二千年前的佛教文化，共同造就了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
五、加強寺院建設，融入大眾文化
由於其影響力日眾，道安得到上至東晉孝武帝、各地名士下至廣大民眾的廣泛讚譽，各方資助供養源源而來，在整修白馬寺的基礎上，道安又派慧遠在附近甘泉洞興建了甘泉寺;在南漳如珠山興建了觀音寺(後改為如珠寺);道安不顧年事已高，親自去習鑿齒棲隱地習家池後山興建了谷隱寺;在襄陽城西龜山(後又為九宮山，今為真武山)下，利用當時富豪張殷在檀溪村所捐贈的一座大宅院，改建成規模巨集大的檀溪寺，建塔五層、起房400間，規模由此可見。檀溪寺建成後，又在襄陽城西門外樹立了一尊丈六銅製佛像，“以鎮海神，鍾自鳴”，“其後水徒北逐成曠野”，後唐貞觀中僧懷嘗建寺，名為鐵佛寺。白馬寺、谷隱寺和檀溪寺，都是道安弘法的主要道場，檀溪寺一時成為全國佛教活動的中心。谷隱寺背山面水，林幽谷深，風清日朗，歷史上曾吸引了無數文人墨客，留下許多動人詩篇。唐代文學家段成式《題谷隱蘭若三首》及北宋文學家(曾任襄陽知州)曾鞏《谷隱寺》等詩，即是見證。
峴見群峰外，窅然空谷深。丹樓依碧殿，夐出道安林。習地抱鄰曲，虛窗潄清音。竹靜幽鳥語，果熟孤猿吟。故多物外趣，足慰倦客心。但恨塵羈紲，無由數追尋。
從詩情畫意中，我們能夠感受到道安為中國漢傳佛教的創立所作出的豐功偉績，“彌天釋道安”，誠哉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