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創新使整個金融體系在複雜化,但每個金融機構的業務卻應該更加專業化。現代金融體系,越簡單的業務模式越好!
交叉銷售、風險分散和對高風險資本回報的追求推動了金融機構之間的跨界風潮，但跨界經營導致不恰當的撥備，使金融非協同效應顯著超越經營協同效應；而跨界後的相互信用支援使問題更加嚴重，它使交易對手、信貸機構、評級機構、監管機構都無法準確的評價新業務的獨立風險，新業務的風險被弱化了，槓桿被進一步放大了，而且危機一旦發生，資本紐帶和擔保關係將引發新老業務的風險串聯，事實也證明銀行存款和保險資金都不能拯救危機中的公司。 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不能拯救金融機構
次貸危機爆發後，作為直接衝擊的受害者，美國前五大證券公司中雷曼破產，貝爾斯登、美林被收購，摩根、高盛也轉型為銀行控股公司。一時間，人們開始質疑獨立投行模式，金融機構混業化、多元化的呼聲越來越高。
歐洲混業經營的大型金融機構，如巴克萊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等一度成為人們標榜的典範，認為他們用商業銀行的龐大存款支援了資本市場業務的流動性，從而增強了資本市場業務的抗衝擊能力。
但就在各家商業銀行得意揚揚地收購投資銀行時，危機已經悄然降臨。英國四大銀行——匯豐銀行、巴克萊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勞埃德銀行遭遇擠兌；冰島最大型商業銀行被擠兌。為了防止擠兌事件的蔓延，德國、愛爾蘭、丹麥、奧地利、希臘等國都出臺政策對國記憶體款進行全額保險。
看來商業銀行+投資銀行、間接融資+直接融資的模式並不能增強金融機構的抗衝擊能力，反而可能引發擠兌等對金融機構來說是致命打擊的厄運。
實際上，雷曼旗下有三家商業銀行、AIG每年有400多億美元的保費收入、富通集團有近千億歐元的存款，這些都不能對抗他們破產或被接管的命運——無論是保費收入還是存款資金，都不足以吸收金融創新業務的風險。混業模式並不能拯救金融機構，多元化也不能分散風險，反而會導致風險的複雜化和資本監管的漏洞，這在雷曼和AIG的案例中已經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進一步，銀行存款和保費收入不僅不能有效吸收風險，還會導致風險的串聯。在次貸危機的衝擊下，各家大型金融機構都減計了幾十億、甚至數百億美元的資產，這些損失雖然發生在資本市場業務上，但在複雜的業務結構下卻都沒有得到很好的資本撥備，結果減計的只能是商業銀行或保險等傳統業務的資本金，資本不足使這些本來沒問題的業務也面臨被信用評級機構降級和被監管機構限制營業活動的威脅，更可怕的是公眾信心的動搖和由此引發的擠兌事件——沒有任何一家銀行能經住擠兌的威脅。於是，那些本來運營良好的業務也被迫剝離、出售、甚至關閉。
金融危機中，風險的串聯大於風險的對衝，用複雜的混業模式來平抑風險，不如用業務結構的簡單化來清晰風險的分擔，也只有這樣，評級機構和監管機構才能更加準確的評價單一金融業務的風險。 金融創新要求進一步的業務細分
1929年經濟危機中，美國超過4000家倒閉的銀行多數都是受累於投資銀行業務的過度投機，為此，1933年美國國會出臺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要求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分業經營。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範圍內出現了一場金融機構混業經營的浪潮，1999年隨著花旗併購旅行者的完成，《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被正式廢除。從美國到歐洲廣泛的混業為2012年的金融海嘯埋下了隱患。
實際上，隨著金融創新的發展，更多新興業務遊離於傳統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保險業務範圍外，這些業務的`風險性質與傳統業務不同，它們本來應該接受更細緻的分業監管，卻由於混業經營而進入了模糊監管地帶，而各家金融機構也被這種模糊監管下的高槓杆所吸引，從而導致風險的泛濫。
遺憾的是，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人們得到的結論並不是進一步的業務細分，而是相反，進一步的混業，美洲銀行收購了美林證券、巴克萊收購了雷曼的歐洲及北美業務，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則被轉型為銀行控股公司，以後可以從事銀行業務……
次貸危機的最大悲劇不是雷曼的倒下，不是冰島的國家破產，而是次貸危機的原因被錯誤地總結，使監管體系沒有進步，反而倒退了——監管本來應該隨著金融創新和金融危機向著更加專業化細分的領域發展，以便使每家金融機構都有更清晰的業務模式和更明確的風險承擔，但今天的監管卻使金融機構越來越複雜化——很難想象，在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的多頭監管下，一個龐大的金融帝國能夠把每個區域性風險都控制得很好，而一旦區域性失控，將導致滿盤皆輸。
金融創新使整個金融體系在複雜化，但每個金融機構的業務卻應該更加專業化。現代金融體系，越簡單的業務模式越好！ 金融創新業務的隔離經營
次貸危機的起源是次級抵押貸款、CDO、CDS這些金融創新產品，在歷史上，金融創新已經不止一次的惹禍了，1929年金融危機起源於股票和基金市場的超速發展，1987年的黑色星期五起因於組合保險策略，1998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過度套利也把這些金融大鱷們嚇出了一身冷汗……
金融創新是金融系統自我完善的必經之路，而由此引發的危機則是創新過程中難以迴避的代價，但不能因噎廢食，因為害怕危機就阻斷金融創新的步伐——沒有金融創新就不會有今天歐美龐大的金融體系，所以關鍵問題是如何防止一個創新產品的危機轉化為整個金融系統的危機。
米爾肯入獄了，但垃圾債券和整個金融系統仍在發展；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倒閉了，但套利模式和金融系統也仍在前進；為什麼次貸危機爆發了，倒掉的不僅是抵押貸款銀行還有雷曼、AIG、富通？這是因為在次貸的創新過程中，各家金融機構為了能夠提高自己發行產品的信用等級、降低資本金和保證金要求，都用集團公司的信用為子公司擔保——雷曼為旗下所有子公司提供全額擔保，AIG為AIGFP的所有借款和表外負債提供無條件擔保……結果當局部發生危機時，集團公司也被拖下水，想甩也甩不掉。
更重要的是，創新產品在集團公司的信用擔保下，難以獲得獨立、準確的風險評價，從而弱化了創新業務的風險，使其沒能得到評級機構、監管機構和交易對手足夠的風險重視，於是在不經意間，CDS已經發展到美國GDP的4倍，再強大的金融機構也無力為這樣龐大的風險資產擔保了。
所以，次貸危機的另一個啟示是：金融創新業務必須以獨立實體運營。這裡所說的“獨立”，不僅是指法律意義上的獨立實體，還指經濟意義上的獨立實體，即，無論是監管者，還是公司的運營者都應努力切斷傳統金融業務與創新業務之間的連帶擔保關係，使風險得到更準確的評價和更明晰的界定——儘管這會減緩創新產品的發展速度，但它可以避免創新產品在一場金融危機中被扼殺。 對中國的啟示：抄底傳統業務
歐美爆發了金融危機，隔岸觀火的中資金融機構有些也被間接挫傷了，但更多則在猶豫中，要不要去美國抄底呢？
一派認為要抄底，這是百年不遇的機會，是中資金融機構參與國際市場、加速自身發展的絕佳機會；另一派則認為不能抄底，因為我們的金融機構還太幼稚，歐美金融機構都無力駕御的風險，我們更難以控制。而中國平安在富通上的虧損令後一種觀點佔了上風。
我們的觀點是：底可以抄，但不能盲目抄。
美國此次危機是由於混業經營後的監管漏洞和公司自身多元化後向“高槓杆看齊”的不當撥備造成的，它起源於創新業務，但在混業框架下風險串聯給了傳統業務，導致傳統業務的資本金不足或流動性短缺。其實，那些被拖累下水的傳統業務本身是相對安全的，只是作為危機的犧牲品，被迫折價出售以彌補新興業務所造成的資金缺口。
也因此，此次“金融海嘯”確實給了中資金融機構一個仿效匯豐、構建多元化地域組合的機會——雖然此次危機起源於已開發國家，但與之相比，新興市場的不穩定性更高，未來潛在的地域威脅更大，我們不能不防患於未然，傳統業務的底可以抄，也應該抄。
但是，對於那些創新業務，無論是在美國、歐洲還是中國，都應該分業獨立運營，以防止風險串聯——金融創新是不能通過併購來完成的。總之，既不要盲目畏懼也不能盲目自信，應該有選擇的抄底那些中資金融機構已有的傳統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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