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行的資源稅法為1993年12月25日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稅暫行條例》，後來雖對部分稅負進行了調整，但稅收的增長卻明顯落後於資源產品價格的增長。以煤炭為例，1984年山西煤炭資源稅額為0.8元/噸—2.0元/噸，2004年至今為3.2元/噸，同比稅率增長100%左右，而煤炭價格卻有了數十倍甚至百倍的增長，稅負水平明顯過低，企業收
入的增加遠遠高於同期稅收的增長水平，以至於煤老闆成了“炒房團”、“購車團”的主力軍。再比如石油產品，1994年0號柴油價格在2000元/噸左右，而現在0號柴油價格已經達到9000元/噸左右，但資源稅率仍在14—30元/噸。其他礦產資源的情況也大致如此，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作為不可再生資源的礦產資源卻未能體現它們的價值，同時伴隨的是國家稅收和礦產資源的流失和浪費，同時也不利於企業提升管理水平和技術水平。道理很簡單，東西挖出來就能賣大把的錢，不需要多高的技術，低廉的成本，誰還會在乎資源、環保、發展等問題呢！在現有經濟條件下，需要國家從財稅政策上引導礦產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提升礦產資源的深加工和綜合利用水平，同時也可使作為全民所有的礦產資源惠及全民，助力礦區經濟發展，而不是成為少數企業、少數人牟取暴利的工具。因此，資源稅的改革就成為當務之急。
首先，我們來看提高礦產資源稅負的可行性。具公開資料顯示，滬深上市公司2001年—2008年採掘業的毛利率（整體法）平均值為45。06%，遠遠超過同期全部上市公司22.53%的平均水平。根據本人對2010年採掘類上市公司年報統計，大型煤炭企業開採毛利率在40%左右，石油企業開採毛利率在50%左右，有色、稀土類企業開採毛利率則達到55%—75%。公開資料顯示2010中石油在上游石油勘探領域實現利潤為1537.03億元，其上繳的資源稅僅98億元，即使上繳石油特別收益金522億元，兩者合計約佔其上游利潤的40%，由此可見2010年三大油企2600億的利潤絕大多數是依靠屬於全民所有的廉價的油氣資源取得的，而真正體現企業管理和技術水平的中下游產業對利潤的貢獻有限。這也是我們看到三大油企利潤高漲，而煉油行業卻普遍虧損的原因。從上述資料來看，礦產資源類產品的獲取成本還是非常低廉的，不僅不利於礦產資源的保護和可持續開發利用，同時也不利於促進企業提高自身的管理和技術水平。因此適當的提高礦產資源稅負是可行的，也是必須的。
其次，原有的資源稅叢量計徵的方式也不盡科學，由於不同產品品種不同，稅負也不同，有些企業就會從產品品種上下功夫，以達到偷逃資源稅的目的。而同一種礦產品，由於其賦存條件的限值，其質量等級不同，售價會有很大的差異，卻要承擔相同的稅負，這樣有會增加資源賦存條件差的企業的負擔。2000年，煤炭資源稅稅率為1。6元/噸，煤炭平均價格為35元/噸，資源稅稅負為4.6%；去年，煤炭資源稅稅率為3.2元/噸，煤炭平均價格在500元/噸左右，資源稅稅負不足1%，稅負率明顯降低。如果把叢量計徵改為從價計徵，就基本可以解決上述問題。自從中央決定自2010年6月1日率先起對新疆原油和天然氣兩大資源實行資源稅改革以來，新疆在2010年共計徵收資源稅32.4676億元，較上年增加20.1億元，增長164.4%。對新疆財政給予了很大的支援，也促進了地區的民生建設，基本實現了全民所有的礦產資源造福全民的構想，因此新疆擬建議將其他礦產資源也改為從價計徵。而且國家也計劃把新疆的經驗在全國進行推廣，這就是一個好的'開始，為資源稅的全面改革奠定一個良好的基礎。
再次，資源稅改革並非是一刀切增加資源開採企業的負擔。通過調查發現，很多企業擔心資源稅改革會增加企業的稅負，進而直接影響下游產品成本。因此這就需要我們通過資源稅改革提高礦產企業開發礦產資源取得成本的同時，要制定一系列的稅收優惠和減免措施。如企業在環保和技術更新等方面達到國家先進水平的，我們就可以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我們還可以給予獎勵。因此，對那些技術水平高的企業而言，資源稅改革不僅不會增加企業負擔，而且還會減負，而那些低水平粗放發展的礦產企業最終會被自然淘汰出局。
總之，資源稅改革的最終目的，並非是僅僅為國家增加一部分稅收的問題，而是作為一種手段，一個槓桿，使全民所有的礦產資源真正造福全民，促進礦產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同時引導資源企業摒棄野蠻粗放的開發模式，通過技術創新，提高礦產資源的綜合開發利用效率。一些資源枯竭地區當前在發展中遇到的困難也提醒我們，在礦產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中必須未雨綢繆，通過稅收槓桿，加強礦產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為資源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奠定良好基礎。我們很高興的看到國務院已經批准國家發改委《2009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的意見》中的研究制訂並擇機出臺資源稅改革方案的計劃。希望資源稅改革方案儘早出臺，規範和引導礦產資源開發走上良性發展的道路，為我們的子孫後代多留些寶貴財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