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庭上雙方爭議的焦點是：顧某拿去鑑定的假水晶球是否就是被告出售的產品？被告主張“此球非彼球”，原告則主張“此球乃彼球”。而雙方又都難以確切證明自己的主張。
上海一審法院認為，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顧某必須拿出令人信服的證據，故判顧某敗訴。二審法院仍持此觀點，維持原判。
筆者認為，此案的判決是存有疑問的。由於此案件——球是否還是原來的球這一爭點是某種難以查明的事實，而這種事實又需要有人加以舉證證明，但事實上無論對原告還是被告來說，舉證證明均是十分困難的。所以此時，無論法院將舉證的責任推向誰，誰就將面臨舉證不能的情形，從而不得不面對巨大的敗訴風險。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就涉及到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即舉證責任規則如何客觀合理地進行分配與適用的問題。而對此案，筆者的疑問也正是法院是否合理地適用了舉證責任規則。
舉證責任實質上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當事人向法院或陪審團提供證據的責任，相當於大陸法系上的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二是辯論終結時，當事人因案件事實真偽不明而承擔的訴訟不利益，相當於大陸法系上的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
在這兩者中，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是本質，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不過是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的投影而已。當事人主張有利於自己的事實併為了避免承擔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理應由其承擔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這種分擔應當說是合理而公正的。
但對這種分擔，我們需要明確的是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是不能隨便發生作用的。只有當待證事實在已經窮盡一切合法、可能的證明手段之後仍處於真偽不明時，才確切地產生效力。在實踐中，有的法官對此理解不深，在審理中一碰上認為查不清的事實就武斷的適用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從而導致出現片面化、極端化的傾向。
首先，應當明白這裡的窮盡一切合法、可能的手段，不僅針對當事人而言，即當事人應盡力提供證據，促使法官心證的形成，而且也包括受案的法官。也就是說，法官並不能片面地理解舉證責任，一味地將舉證責任推向當事人，從而過於消極地面對待證事實。因為法官需要努力形成心證，所以，適當積極地面對待證事實，全面審視案件，客觀運用推理，對心證的形成應當說是必要且不可或缺的。
其次，這裡所說的真偽不明產生的前提條件是：原告提出了有力的本證；被告亦提出了實質性的反證；對爭議的事實有證明的必要，自認的、無爭議的、眾所周知的事實無須證明；用盡合法的、可能的證明手段，法官仍無法獲得心證；口頭辯論已經結束，而心證不足的情形仍無法改變。只有這些條件同時成就時，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才發生效力。同時，在這些條件中又還包含了對證明標準的要求，即原告的本證必須是有力的，必須達到使法官確信該事實的存在具有高度蓋然性的程度。被告若想反駁、推翻原告的證據或使原告的證據處於難以採信的境地，也應提出實質性的能動搖法官對高度蓋然性確信的證據。如果僅僅是口頭上的否認，而無有力的證據加以證明，縱然此時被告提出的主張看似難以查清，法官仍應認定原告主張的事實成立，而非真偽不明，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不發生作用。
本案中，筆者認為原告顧某已然提供了有力證明自己主張的證據。首先，原告提供了買球時的'發票及信譽卡，證明自己確實在一定的時間、地點與特定的物件有過交易行為；其次，原告提供了專業鑑定處對球的鑑定結論，證明了自己提出的“球為假球”的主張。根據這兩項證據，再結合當事人所述的事情發生的全過程（雙方對當時原告要求鑑定，下午原告與被告進行交涉等事實並無異議），得出顧某在商廈所購貨物為假貨的結論，應當說是不難的。這種蓋然性依通常的認識是存在的，並且足以達到舉證責任規則中所要求的標準。所以原告的主張初步成立。也就是說，此時原告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已告一段落，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已隨著原告舉證的完成而轉移到了被告一方。那麼作為被告的商廈是否提供了足以動搖原告證據可採信的證據呢？沒有。被告的否認性主張中包含有兩層意思：一是否認原告在被告處買的球是假球。這是針對原告提出所購之球為假球的事實主張的反駁；二是被告主張原告所持之球是被“調了包”的球，不是原先原告在被告處所購之球。這是一個新的有利於被告的事實主張。上述被告第一層意思中的口頭反駁，與原告提供的強有力的假球鑑定結論相比，顯然無法推翻原告的證據。而被告新提出的原告“此球非彼球”的主張，依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理應由被告承擔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但被告並沒有提供任何證據，更不用說有力的證據了。由於被告沒能完成已轉移到由其承擔的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所以，此時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不應發生作用。應認定原告主張的事實成立，由被告承擔敗訴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