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是指居住在中國地域內的中華民族及其祖先所創造的、為中華民族世世代代所繼承發展的、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歷史悠久、內涵博大精深、傳統優良的文化。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傳播中國文化論文，歡迎來參考！
摘要：二十世紀初，美國本土漢學家費諾羅薩發表關於漢字的長文，而二十世紀下半葉美國華裔漢學家劉若愚對費諾羅薩關於漢字的同一觀點先後兩次作出態度迥異的評判。劉若愚與費諾羅薩的“漢字”邂逅顯現出劉若愚漢學研究注重深層次對話與傳播中國文化的學術訴求，對此一學案的清理與細繹對當下國內的海外漢學研究以及中國文化“走出去”均具重要啟示。
關鍵詞：劉若愚；費諾羅薩；漢字；海外的漢學研究；中國文化“走出去”
海外漢學，作為國外學者研治中國文化的一門學問，因與中國國內的學術研究有著共通之研究物件，故可視為中外文化交通、中國文化海外傳佈的重要路徑。國內學界對海外漢學的觀矚較早如莫東寅之《漢學發達史》，然系統與規模性的爬梳與研治則當肇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由文獻譯介始，而後步入學術史梳理階段，進而在堅守“本土意識”基礎上初步嘗試與海外漢學展開對話。但如何有效地進行對話，繼而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國家戰略下推進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此無疑是當下海外漢學研究所亟須迴應的問題。藉於此，本文嘗試以劉若愚與費諾羅薩關於漢字的“二度邂逅”為個案，揭櫫這一學案對於國內的漢學研究以及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某些啟示。
一、二度邂逅的過程描述
劉若愚（JamesLiu，一九二六—一九八六），美國華裔學者，早年負笈海外，後寓留美國高校任教；歐內斯特費諾羅薩（ErnestFranciscoFenollosa，一八五三—一九○八），美國本土漢學家、東方學者。二者同為二十世紀知名漢學家，但生命軌跡並無交疊，此處“二度邂逅”是指劉若愚對費諾羅薩文中所提出的關涉漢字的同一漢學觀點先後兩次態度迥異的評斷。費諾羅薩長期旅居東瀛，在當時的東京帝國大學以及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講授政治經濟學、哲學與英國文學。與此期間，亦致力於探究中國和日本的傳統藝術，並曾在日本漢學家森槐南（KainanMori）指導下研習漢語與漢詩，希冀為西方文學藝術尋得某些東方資源。正如著名意象派詩人龐德（EzraPound）所言，“他的頭腦中總是充滿了東西藝術之間異同的比較。對其而說，異國的東西總是頗有裨益。他盼望見到一個美國的文藝復興”。①費諾羅薩通過對東方文藝差異性現象的觀照，試圖探尋一種訴諸於視覺的形象語言，抑或說是一種視覺詩，從而使得讀者可以自由體驗藝術家的獨特匠心。在費諾羅薩觀來，藝術需要的是綜合思維，而非西方的分析性思維。綜合性思維不需要抽象語言，而是需要一種包孕性的語言；一些富於趣味、意義雋永的語詞，其中心充荷著豐富的意義，一如原子之核，爆發後向廣袤無垠的的四周放射光輝。在費諾羅薩看來，西方的拼音文字由於受制於語法、邏輯等要素，故而過多地重於分析與抽象；而漢字作為表意文字，卻包含有一個栩栩如生、可觸可見的感性世界，本身即是一首天然的詩。於是在臨終前不久，費氏寫下了題為《作為詩歌媒介的漢字》（TheChineseWrittenCharacterasaMediumforPoetry）一文，對漢字的所謂“形象化”大加稱道，指出“漢字的表記遠不僅僅是任意的符號，其基礎是記錄自然運動的一種生動的速記圖畫（shorthandpicture）”②，自然是不斷運動的，因此漢字呈現的是自然物體運動的圖畫。費氏進一步舉例說，意為“說話”的表意字“言”，是“一張嘴”，有一個“二”字和一團火從中飛出；而意為“困難地生長”的表意字“芚”，是“一棵草帶著盤曲的根”。尤其是，當我們從單純的起始性的圖畫進到複合字時，這種存在於大自然和漢字中的動詞品質，便更為引人注目，更加富於詩意。在這種複合中，兩個事物疊加並不產生第三物，而是暗示兩者之間一種根本性的關係。例如，意為“集體用餐夥伴”的表意字“夥”是一個人加一堆火；“春”字的字形顯示了太陽底下萬物萌發；“東”表示太陽的符號絞纏在樹枝中。“男”是“稻田”加上“力”；“洀”是“船”加上“水”，水波。
費諾羅薩此文及其他一些手稿後由其遺孀交付詩人龐德整理，發表在一九一九年的《小評論》上；一九三六年，龐德又在此文前附寫了一篇簡短的前言，將之以單行本形式刊行。經龐德大力扇之，費氏這篇文章成為蠻聲文壇的名文。經由詩人龐德的介紹和推廣，費氏的觀點對英美詩人和西方學界產生了深遠影響。而同時，也招致了一些學者的批判，如華裔漢學家劉若愚。漢字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漢語的構詞原則和句法結構，從而影響到漢語的表達方式，鑑於漢字在漢語乃至中國文化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在《中國詩學》（TheArtofChinesePoetry）一書中，劉若愚指出以東方學者費諾羅薩和詩人龐德為首的西人對中國漢字的認知存在著嚴重誤讀。他說，漢語使用的是方塊字，而非字母組合成的單詞，這的確是漢詩的一個顯著特點，但是在西方讀者心目中形成了漢字皆為象形的，抑或是表意的成見。這一誤讀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費諾羅薩和龐德的影響。
為批駁費諾羅薩與龐德的舛誤，劉若愚考察了漢字結構的'規律。傳統的漢字構成有六條原則，即所謂的“六書”（thesixgraphicprinciples）。劉若愚指出，在所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註、假借”六書中，最後兩條原則“轉註和假借”是已有漢字的擴充套件使用，而不關乎新字的構成。這樣，事實上，有關漢字結構的只有“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條基本原則。因之，與此相應地亦可分為四種主要型別：純粹象形字、純粹表意字、複合表意字以及複合表音字。屬於前兩種類別的漢字為數不多，但由於它們所表示的或者為普通的物體（如日、月、林、木），或基本的概念（類似數字、上、中、下等），故而易給西方人以錯覺，似乎它們不在少數。其實，漢字的絕大部分屬於帶有音符的最後一類。即使那些起初是依據象形原則所造之字，大多數也失去了其象形的特徵，它們現在的字形與其所代表的事物相似之處已所剩無幾。據此，劉若愚指出，費諾羅薩所持的觀點“是錯誤的”。①即是說，將漢字視為自然運動的速記式圖畫的觀點是對漢字的嚴重誤讀，因為大部分漢字都包含表音的成分。
然而弔詭的是，在時隔二十五年後的絕筆之作《語言—悖論—詩學》（Language—Paradox—Poetics）一書中，劉若愚卻陡然改變了先前的看法，併為費諾羅薩“翻案”。劉氏說，中國古代“人文（文字或文學）對應於自然之文（圖文、結構，包括星座、地形構造、動物之皮毛花紋），二者皆為宇宙之道的顯現”②。在該書中，他以為中西語言之間涇渭分明，並反而盛讚費諾羅薩直覺到漢字在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之外，提供了另一種選擇：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的思想家與作家，包括道家，均未將寫作視為對口語的模仿，故而也就與“語音中心主義”（phonocentrism）剝離開來。
劉氏認為中國作家通常並不著意區分口語和書面語，即便區分亦是傾向於後者。與西方存在的“語音中心主義”相比，中國對於文字的偏好或許可稱為“書寫中心論”（graphocentrism）。劉氏本人亦意識到這一評判與其早前對費諾羅薩的詰難大相徑庭，但其堅持認為這與其在《中國詩學》中所表達的觀點並不矛盾，只不過“由於情況的改變，我的重點有所轉移。我當時強調並不是所有的漢字都是象形的或者表意的，大多數漢字都包含著一個語音因素；而我現在強調的是，並非所有的漢字都包含著語音因素，人們可以不知其讀音而知其意”。③
二、二度邂逅的時代動因與理論啟示
劉若愚對費諾羅薩評判態度的逆轉以其自己的話說即是“由於情況的改變”，彼一時也，此一時也。那麼“彼時”與“此時”又分別是何時，又是何種時代動因驅動劉若愚學術注意力的遷移？對這一問題的解析之於尋繹與海外漢學有效對話的相關策略，進而對於推動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頗具啟發意義。
第一，通曉學術史是展開對話的前提，劉若愚對費諾羅薩的第一次批判即是在西方漢學史座標系中進行的。儘管西人如義大利的馬可波羅（MarcoPolo）於十三世紀便已經到過中國，並留下了一本《馬可波羅遊記》，其他西方旅行家亦曾有過另外的遊記作品，但此僅可稱之為前漢學時期；一般還是應將十六世紀末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Ricci）等的入華視為西方漢學的一個正式的起點，距今有四百餘年的歷史；而若是將在大學或研究機構中正式設立漢學教授的席位，看作是專業漢學或曰學院漢學之標誌，則由最早之一八一四年法蘭西學院設立的“漢語和韃靼語—滿語語言與文學”講席算起，漢學也已有二百年的歷史。開展海外漢學研究，斷章取義或者見木不見林，單作孤立的文字研究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熟稔幾百年來的西方漢學史，以之為立論與評判的座標系。劉若愚對費諾羅薩關於漢字形象說的第一次批判即是在西方漢學史語境中展開的。
西人對漢字特徵的觀矚較早可追溯至明末清初的傳教士時代。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首先要面對的便是迥異於拼音字母的中國語言文字。耶酥會士利瑪竇便斷定“中文或許是所有語言中最模稜兩可的了。”④“模稜兩可”性使得來華西士沉迷而困惑不解，將漢字視為“表示與他們生活有關的圖畫和形象”⑤、“數不盡的醜陋的圖形”⑥。美國漢學家何天爵（ChesterHolcombe）在《真正的中國佬》中所言更為詳致：“隨便解剖一個這樣的漢字，你就會發現在它的各個組成部分中已經包含了它們組合之後所要表達的思想概念。那些古代中國的發明者們雖然成功地將他們自己的思想和觀念意識具體‘化’進了這些合成字當中，然而這些字所表達的內容往往很籠統，不夠準確，甚至難以讓人理解，荒誕可笑。”①
以上撮其大旨，不外乎是“像所有其他同‘不開化的中國人’有聯絡的事物一樣，他們的語言也是落後的”。②可以說，在費諾羅薩之前，西方一直流行著這樣一種論調，即與記錄聲音的西方拼音文字相對的中國文字，由於不表現個人的聲音而只是以符號再現觀念本身，於是便成了發育不全的語言的典型。“正是這種外在的語言形式用它那不透明的外在性遮蔽了聲音，遮蔽了內在的言說，遮蔽了‘純粹的自我’，而非拼音式的中國文字就是這種有缺陷的書面文字的範例”。③
同是對於漢字的象形與會意，儘管費諾羅薩一反西方漢學界的流行觀點，由貶斥轉為讚美，但對漢學史瞭然於胸的劉若愚擔心費諾羅薩的觀點為持漢字低劣論者所挾持，反而以之為進一步攻擊和醜化漢字乃至中國文化的口實，故此其極力批駁費諾羅薩。而當時間年輪轉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當劉若愚對費諾羅薩的漢字觀進行第二次審視時，西方思想界正盛行解構主義思潮，而費諾羅薩對漢字的解讀成為西方學界反思“語音中心主義”的支援性資源。劉若愚的一百八十度轉彎則體現出與海外漢學對話的另一基點與訴求：密切追蹤西方文化思潮，借“西風”以傳播中國文化。
海外漢學研究，譯介與介述絕非終極訴求。反觀目前我們國內的相關研究大多處於翻譯與介述層面，④如王元化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海外漢學叢書”，劉東主編、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任繼愈主編、大象出版社的《國際漢學研究書系》，以及李學勤、葛兆光主編的《當代漢學家論著譯叢》等相繼翻譯與介紹了大量海外漢學研究名著；國內幾本專業性漢學研究刊物，如《國際漢學》、《漢學研究》、《世界漢學》等亦刊登了大量譯介類文章。如前所述，國內對海外漢學的系統關注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短短三十餘年內，整個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資料的整理與譯介，簡易可行的描述與概括非但必要，也是研究所無法規避的一個階段。可以說，這些實績篳路藍縷，開創之功不可泯滅。但為推進海外漢學研究，相關學者亟待由譯介者和綜述者上升為研究者與對話者，並最終成為中國文化的傳播者。從終極目標觀來，國內的海外漢學研究擔負著一項重要歷史使命，即讓中國文化“走出去”，向世界闡釋、紹介具有中國氣派、中國精神與中國智慧的優秀文化，提升中國文化的軟實力與國際影響力。但在目前西強我弱的形勢下，“走出去”並不意味著僅僅是語言文字轉換的翻譯問題，亦非一廂情願的簡單推介，而必須要對國際接受者的興趣、愛好、習慣與需求進行一番細緻而全面的考量，要重視域外不同時期的文化接受語境，以便於充分地相時而動，乘勢而行。劉若愚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轉而對費氏觀點加以肯定與讚賞，便是在當時西方盛行的解構主義文化思潮下，意欲借“西風”以傳播中國文化。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興起於法國的解構主義思潮於七十年代中期傳至大洋彼岸的美國，其後風靡於整個西方思想文化領域。解構主義致力於批判“語音中心主義”，比如德里達（JacquesDerrida）便提出了“書寫”理論，並在《論文字學》一書中，認為沒有文字就沒有語言，文字造就並豐富了語言。文字並不是語言的附屬品，相反，是語言的創造者，進而宣稱“一切皆是書寫”（alliswriting）。⑤依照德里達的說法，西方拼音文字作為對生動聲音的完整複製，鐫刻著一種“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偏見，這種偏見賦予言說以高於文字的特權，把邏各斯的真理視為“聲音和意義在語音中的純粹統一。相對於此種統一，書寫文字始終是衍生的、偶然的、特殊的、外在的，是對能指的複寫。諸如亞里士多德、盧梭、黑格爾所言，是‘符號的符號’。”①而在非拼音文字的中國漢字中，德里達發現了在一切“邏各斯中心主義”之外發展的強大文明運動的明證，而賦予德里達靈感與啟迪的思想原動力正是費諾羅薩和龐德對中國象形字和會意字的獨特解讀。出於傳播中國文化的良願，此時劉若愚轉而大力褒揚費諾羅薩，希望藉漢字與西方“語音中心主義”的差異性來扭轉漢字乃至中國文化長期以來在西方的劣勢，提升中國文化在西方世界的地位，讓西方人意識到古老的中華文明是可以與西方文明分庭抗禮，甚至更具某些優越性的！劉若愚作為旅美華裔學者，與中國文化間有著割捨不斷的血脈聯絡。其漢學研究始終圍繞著構建中國正面形象和對外傳播中國文化而進行。
就美國漢學的發生與發展史而言，旅居海外的華裔漢學家與具有西方文化血統的本土漢學家構成了輝映與激盪的學術景觀。同樣，他們也擔負起了漢學研究的學術使命。不同於本土漢學家，華裔漢學家身處中西文化的交界地帶，雖飽受“西風美雨”之培育，但其文化之根卻紮在中國，這使得他們的海外漢學研究體現出鮮明的民族意識和本土情懷，在劉若愚對費諾羅薩漢字認知前後態度的轉變中很明顯可以察覺到這一點。筆者所目及，其他著名的美國華裔學者，如以抒情說對舉西方敘事傳統的陳世驤、高友工、王德威，以道家美學對抗西方文化的葉維廉，提出“漢學主義”以使國內學界對西方漢學保持警醒的顧明棟，編纂漢學文獻而嘉惠學林的張海惠等等，莫不如是。反之考察一下我們目前國內的海外漢學研究，隨著研究的推進，漢學“已經被提升到一門獨立學科的高度”②。然而近些年來，雖然不斷有學者大聲疾呼為海外漢學“落戶”，但實際情況是海外漢學尚未被設立為一門學科。毫無疑問，某項學問學科化有利於該研究領域的進一步發展，有助於更為系統而完善地培養相關人才。而且，若“海外漢學”可作為學科建制和教育，必然可以更好地植入民族意識與本土情懷這一價值核心。總之，海外漢學，作為學術研究抑或一門學科，其終極使命不能缺少深層次的對話意識與對本國文化命運前途的關懷，這是一個價值立場。在全球化時代，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我們要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主體性。與海外漢學開展對話，是為了藉此發出中國學者的聲音，讓中國文化“走出去”，進而提升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這是我們回顧劉若愚與費諾羅薩的漢學學案所得出的另一個重要啟示。
三、“海外的漢學研究”概念的引出
由上述個案可細繹出三個相關性概念，即“海外漢學”、“海外漢學研究”和“海外的漢學研究”，對於後兩者尤需在此做一釐清。“海外漢學”如前文所言，是指國外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研究，這一說法目前國內學界基本達成一致，似毋庸喋述。而對於“海外漢學研究”，有學者認為指的是“我們對於海外中國文化接受程度的評估層面”③。此處“我們”顯然是對中國國內學者而言，如此即所謂“海外漢學研究”是中國國內學者對海外中國文化接受程度的評估。在此一界認中，因將研究主體囿於“我們”，故恐失之周全，因其忽略了海外漢學研究中的另一支重要構成部分——“海外的漢學研究”。漢學研究史表明，“海外漢學研究”以地理為界可以劃分為兩大板塊，一塊即所謂的“我們對於海外中國文化接受程度的評估”，即“國內的漢學研究”；另一塊即海外以漢學家和國外其他相關學者為主體的學術群對漢學研究成果的評估，我們可稱之為“海外的漢學研究”，這是一份目前尚不為我們所關注或者說國內學界尚未清晰意識到的重要學術資源。事實上，海外的漢學研究歷史久遠，成果豐贍。可以說，海外漢學一經誕生，其後便在海外出現了漢學研究。具體言來，海外漢學家在同行間常開展以書評、論著或論戰為形式的學術互評。某一觀點被提出後，會在海外漢學界內部引發贊同、反對或修正的聲音，此方面的例子甚夥，自不待一一列舉。①單以文學研究領域觀之，名盛者如捷克漢學家普實克與美國華裔漢學家夏志清圍繞後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所展開的論爭；名不甚彰但意義亦重大者如本文所論之劉若愚對費諾羅薩漢字解讀的批判。漢學傢俱備相關學科的深厚學殖，遊弋於西學與中學間，且兼具獨特的外語優勢，而這些學術品格正是我們國內海外漢學研究者所匱乏或欠缺的，故而他們的漢學研究與傳播中國文化的能力較之於目前國內同行在成熟度與有效度方面頗能勝出一籌。這可由劉若愚對費諾羅薩的批判窺得一斑，而其中所體現出的深度對話意識與提升中國文化國際地位的價值訴求，尤其值得國內漢學研究者引為借鏡。總之，海外的漢學研究、國內的漢學研究與中國文化“走出去”三者間存在著緊密聯絡。而實際上，海外的漢學研究對應於海外漢學，在地域上可大致劃分為英美、歐陸、東亞、蘇俄、澳洲等五大板塊，細考各板塊內部或各板塊之間漢學家或相關學者圍繞漢學成果所展開的學術批評，非但可以提升當前國內的漢學研究水準，進而可為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尋得可行性策略與方法，此無疑應引起當前國內漢學研究者應有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