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論語》是中華文化最傑出的代表，以往人們對其解讀和研究多數是從政治、道德和教育等角度展開。其實，《論語》同樣蘊藏著豐富的中國傳統科技文化元素。本文從自然主義的科技觀、“志於道”的求是精神、“博學務本”的科研方法和“以德攝知”的知識觀等幾個方面切入問題，綜合分析認為，《論語》乃是反映先秦時期我國傳統科技文化發展的代表性著作，其對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關鍵詞：《論語》;傳統科技文化;科技觀;知識觀;求是精神
在人類科技思想史上，古希臘思想家大多被稱為自然哲學家或自然科學家。其實，先秦諸子百家對中國科技文化的奠基作用並不遜於古希臘的先哲們。馮友蘭曾說：“我們若把中國的歷史和若干世紀前歐洲的歷史加以比較，比方說，和文藝復興以前比較，就看出它們雖然不同類，然而是在一個水平上。”[1]81李約瑟通過詳盡地考證和發掘證明：至少從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五世紀，中國古代科技在許多領域要領先於西方。貝爾納也指出：“中國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是人類文明和科學的巨大中心之一。在西方文藝復興時期從希臘的抽象數理科學轉變為近代機械的、物理的、科學的過程中，中國在技術上的貢獻――指南針、火藥、紙和印刷術――曾起了作用，而且也許是有決定意義的作用。我確信，中國過去對技術的這樣偉大貢獻，將為其將來的貢獻所超過。”[2]中文版序先秦時期作為中國思想最活躍的時代，在科學起點上其實並不輸於其他文明，只是到了近代，由於政治、經濟、歷史和其他社會因素才使中國漸漸落後於西方。這樣看來，中國科技文化發展並非先天不足。如今，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傳統文化與科學之間“不是互斥的，而是相容、互促的”。[3]因此，發掘中國古代科技思想對於中華文明的復興與崛起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本文擬從自然主義的科技觀、“志於道”的求是精神、“博學務本”科研方法和“以德攝知”的知識觀等幾個方面切入，分析《論語》蘊藏著的豐富傳統科技文化元素。
一、自然主義的科技觀
在很多人看來，孔子是一個相信並且順從“天命”的保守主義者。尤其是他倡導“尊周禮”“倡禮樂”的政治主張，明顯地體現了這種傾向。但是，這種解讀並未整體地展現其思想全貌。其實，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有著更為積極的面向。按照李約瑟的解讀，孔子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有著自然主義或唯物主義的理性看法。對此，他曾做出這樣的評價：“儒家思想基本上是重理性的，反對任何迷信以至超自然形式的宗教。……儒家思想把注意力傾注於人類社會生活，而無視非人類的現象。”[4]12當代科技哲學視域中，對自然主義的定義各式各樣，但總體上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方面，在本體論上不預設超自然的存在物，認為物理世界即是自然世界的全部，除此之外不存在超驗的神靈世界;另一方面，在方法論上排斥神祕主義，主張運用經驗的方法解決現實中的問題。這兩個方面，在《論語》中都鮮明地呈現。
《論語》中的自然主義態度集中表現在對鬼神和生死的看法上。譬如，“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又如，“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從這裡，有人看到孔子著眼於現實的生活態度，也有人解讀出他對自然事理以及生命的看法。從自然主義視角分析，我們會看到：首先，孔子不去追問到底有沒有鬼神，而是說活著人都還照顧不過來，哪有功夫伺候鬼神!這裡，他先在地預設了活人要比死人更重要，而且我們只有先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才能論及其他。倘若有鬼神存在，那也是現實問題得到妥善處理之後的事情;倘若沒有鬼神的存在，侍奉它們只會是枉然不得。其次，孔子在“生死”問題的談論中，強調了“生”的重要性。對於“死”究竟是怎麼回事，人死後究竟會怎樣，這些問題最好不要去追問。在他看來，我們連“生”的道理都尚未深入理解，何談弄明白“死”呢!在此，同樣存在一個進階的問題：“生”的問題是“死”的問題的必經階段，明白了前者才有可能去探索後者。對於那些超出我們當前認知能力的問題，考慮它們只能是徒費心力。其實，即使生活在科技如此發達今天，我們對於死亡、靈魂、鬼神的科學認知也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
另外，《論語》中提到的“天命”多是指宇宙與人生的執行規律。不能依據字面意思簡單地推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的宿命論觀點。譬如，“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孔子講的“天”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客觀規律，不同與西方的“上帝”或“神”。他告訴人們，一定要透過自然現象來理解大自然內在的執行規律，對其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認識之後，可以藉此闡釋對社會及人生的理解和體悟。其實，這裡包含一種隱喻，一種將自然界、社會發展和人生際遇相互統一的和諧圖景。我們只有真正將三者統一起來，才能深刻理解宇宙人生的規律，通達自然、社會與人生，使得“人與天地相參”。這樣，我們便能理解孔子持有“天命”觀卻並不意味著他是一個宿命論者。
這種自然主義的科技觀有助於引導人們掙脫對神話的迷信和對宗教的執著，走向理性、澄明的現實世界。“儒家思想偏愛甚至強調傳統的禮儀，但也堅決地懷疑和反對任何一種超自然主義。這是有利於科學世界觀發展的因素。”[4]1420世紀初，唯物主義能在中華大地落地生根，為最廣泛的中國人所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與儒家思想所內在的這種自然主義取向不無關係，它最大程度地塑造著人們對待周遭世界的科學態度，對生產和生活具有很強的指導作用。
二、“志於道”的求是精神
任何一項人類事業的發展都需要特定的精神或信念的支撐。科學事業也不例外，科學之為科學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其有一種“一以貫之”的精神。古希臘先哲追問“世界的本原”和探究“萬物的構成”;近代文藝復興之後，人們轉向探究事物發展和運動的規律及其性質等問題，從而誕生了經典的物理學、化學和生物等近代科學體系;在當代，科學更是將探索觸角伸得更廣，巨集觀上大至宇宙，微觀上小至夸克，不僅探索物理世界，而且也探究心靈世界的認知奧祕。這些活動始終貫穿著一種探索未知領域的求知精神，這是矢志不渝的追問自然和探究萬物的科學精神。這種精神最基本地反映著人們從事科技活動的態度、品格和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