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荀子發展儒學的方法和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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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荀子作為儒學發展史上爭議頗多的思想家,究其緣由,不外乎其思想的龐雜。學者對荀子在儒學體系中的地位之定位各抒己見,但客觀公允評價荀子思想,應從以下幾方面來看,首先要歷史地看待荀子思想的發展,把握其相容幷包知特點,其次應從荀子對儒家經典的解讀上看其思想的批判精神,最後從荀子偏重於外王的事功精神看其對孔孟思想的發揚。

試論荀子發展儒學的方法和途徑

關鍵詞:荀子;相容幷包;外王;儒家經典;

在儒學發展史上,爭議最多的非荀子莫屬,而到現在關於荀子在儒學體系中的地位問題也一直爭議不斷。本文基於時賢研究,嘗試從以下三個方面再次加以理解:其一,荀學具有學術批判精神,具備相容幷包的意識,體現了戰國百家爭鳴走向學術交融的歷史趨勢。其二,荀子對儒學經典的傳授居功甚偉。漢代儒學,不僅“禮學”出自荀學,“詩經學”乃至於“春秋學”都與荀學有關。其三,荀子密切關注現實世界的變化,充滿事功精神,對當時社會的影響不在孔孟之下。孔子不入秦,荀子卻對秦政、秦俗多予褒獎,而同時批評其“無儒”。

一、從歷史趨勢看荀子思想的批判精神和相容幷包意識

孔子卒後,儒學陷入了危機之中,正如孟子言:“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百家爭鳴,孔門浸衰,孟子接著孔子談仁,將仁義禮智歸於本心。孟子提出了性善論,對本心義理擴充,指出本心之“四端”,對儒家“仁”的思想提供了開山意義的探索與梳理,也從“內聖”角度對孔子思想進行了推廣與弘揚。這種反求諸己然後推己及人的進路實質言,效用並不顯著,荀子所見到的現實是孔子之道依舊不明,在其《非十二篇》中荀子記述了儒學衰微的原因:

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弓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荀子指出孟學的缺點在於過於強調內聖,將王道仁政、理想社會的實現完全寄託於的德的君主或每個個體良心的發現。荀子思想正是在這樣的困境中孕育而成。王軍指出“作為儒家的一代宗師,荀子對中國的影響既深且巨,以至於譚嗣同有‘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的論斷,武樹臣更直接認定荀子是中國封建社會真正的‘素王’。”

首先,荀子提出“知之不如行之”來批評孟學將重心放在內聖即“知”的層面。孟子強調知先行後,而荀子的觀點將重心落在了“行”上。相比於孟子盡心、知性、知天而達成之境界,荀子指出知之最終須由“行”來鑑證,關於何謂“《禮》言是其行”,他指出儒是法先王、隆禮義的人,他們做王公則能使政治分明,信義達於四海;居窮巷,則可使民俗淳美,人人向化,所以儒者對於國家是有用的。

其次,荀子針對孟子的心性之學提出了“論心不如論術”的主張。孟子的思想是從人之一本心出發,孟子看來仁人仁性為人之本,不忍人之心是人之為人所本有的,也即“天下無道並不僅僅是外在的禮樂制度的毀壞,更為嚴重的是人們內心對禮樂秩序的忘卻。”(王軍:《荀子思想研究:禮樂重構的視角》p21)而荀子提出了相對的觀點:

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

“相形”即是表面觀察,“術”即道術,有途徑和方法之意義。荀子認為與其探討“心”本身的善惡,不如選擇正確的途徑或方法,這也是“術正而心順之”之含義。

最後,正如樑啟雄所指“孟子專法先王,荀子兼法后王”, 荀子認為人之所以為人,就在於人與其他萬物有區別,其區別就在於人有上下親疏之分,而上下親疏是由禮來規定的,禮則是聖王制定的。荀子認為后王之所以可學,是因為他們的業績最顯著。

二、荀子對儒學經典的傳授及其意義

從《荀子》內容看,荀子對於先秦儒家同樣重視的《詩》、《書》、《禮》、《樂》、《春秋》也是十分看重。

首先,從《荀子》中可見荀子對於禮學的發展與傳播是基於孔子的思想,孔子非常強調禮樂的實用性,且將禮樂看作是成就人之本身和安邦定國最基本的要求。到了荀子,他對禮的要求一如既往,《荀子》中有不僅專門有討論禮的《禮論篇》,其他零散的禮論文字在各篇中也是隨處可見,可見,禮儀之統在荀子思想中具有基礎性的作用。荀子在《禮論篇》中集中探討了禮的來源和核心,禮有三本,是天地循序,人能認祖歸宗(修身、齊家)、成就自己(治國、平天下)的根本與內在要求,這也和孔子要求的禮樂的實用性一致。荀子也從現實的操作出發,通過禮的分層級指出其具體該如何運用,即禮首先從疏略開始,其次形成完備的禮節儀式,最後達到使人稱心如意的程度。通過對名家等的.批評,荀子指出“禮者,人道之極”,涵育深刻的道理,而非僅僅用於辨析的名目,最後通過細述喪禮,指出禮是伴隨人的一生,片刻鬆懈不得。《荀子》不僅對禮進行了深刻的論述,在《樂論篇》中,他對孔子同樣重視的音樂也進行了發揮。荀子在此對音樂及其有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論述。荀子認為,音樂在教化中有巨大的作用,“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所以先王制《雅》、《頌》以“感動其善心”。而那些淫聲、奸聲的壞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它們都是亂世的徵兆。荀子還指出音樂與禮發揮功用的形式是不同的,音樂能使人溝通,禮則使人有區別。荀子對於樂的重視和孔子“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感嘆如出一轍,肯定了孔子對禮樂在現實生活中的作用的重視。

其次,荀子深化了儒家對《詩》的傳統。春秋晚期,私學興起,平民教育也非常重視《詩》的教學。孔子認為《詩》不僅可以言,而且也可以用於政,可見儒家對於《詩》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視。荀子對於《詩》的重視程度,張小蘋指出:“《荀子》一書引《詩》83次(重10次),論《詩》33次,在所有先秦獨家著述中,《荀子》引《詩》、論《詩》次數最多,由此不難推測荀子對《詩》的重視與熟悉,荀子對戰國晚期《詩》學的傳播起過重大作用,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情。” 《荀子》各章中所引的《詩》,都是為了加強議論的合理性與說服力,所引《詩》句本身就是議論的組成部分,與上下文聯絡緊湊、密不可分。   最後,《荀子》書中有不少春秋時代的故事和人物,《大略篇》中的“《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等可見荀子生前對《春秋》也有一定的熟讀與傳授。再如把《春秋》納入到儒家六經體系中參照、對比,荀子用“《春秋》之微”把《春秋》之義提升到了哲理層面的高度,增強了《春秋》作為儒家經典的理論深度。總之,荀學與春秋學的傳承關係是明晰的,而荀子的儒家地位也通過其對儒家經典的傳授彰顯無疑。

三、荀子堅持內聖,更偏重外王的事功精神

荀子生前不僅非常重視各種儒家經典的學習,而且也努力將其所學運用於現實生活。他在堅持儒學的基本信念的前提之下,也在努力爭取儒家的政治地位。荀子所體現的務實精神,應該是漢代儒宗董仲舒的取法物件。他們都為儒學適應時代環境、進而尋求新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荀子追問何謂政治,“請問為政?……王者之政也”,認為王者之政是一種用賢罷廢、誅惡化民的政治,賞罰分明,可以使人人歸於禮義。荀子在這裡尤其強調法的作用,他指出處理政事要用禮和法兩手,必須明確尊卑等級,使之相互制約。荀子在《王制》篇中也提出,良好的統治者應具備平政愛民、隆禮敬士、尚賢使能的品格和手段,這是他所應做的三件大事。《荀子》許多篇章中,都可見荀子積極地事功精神,如通過“法”與“職”的辨析,荀子試圖將儒家內聖與外王緊密聯絡,通過“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的警示,指出人與人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治理百姓要依靠君子禮義,用禮義等級,協調百姓,就可以使他們各守其職。

通過王霸之辯,荀子更是指出以道治國則大安、大榮。治國的方法有三:義、信、權謀,三者的作用各不相同,只有以義治國才能征服天下。只有正確選擇立國之道和治國之人,才能國泰民安,天下昌平。他也指出每個國家都有興、亡兩種前途:法治、佐賢、民願、俗美的國家興,反之則亡。這一點古今同理。做國君的關鍵不是事必躬親,而在於設官分職,任用仁人管理政事,以禮義規範百姓,這樣國家必然昌盛。大到王霸之理論辨析,小到國家內部官職的實際設定;上到王者的選用,下到百姓的規範,荀子將儒家內聖外王緊密銜接,從現實出發,強調了儒者治國的重要性。

四、結語

荀子不僅繼承了孔子的學說,而且也極大的發展了孔子的學說,正如有學者指出:“荀子融合其他學派思想的目的是為了在理論上增強儒家學說,使這一學說在他的時代有更強的說服力和可操作性,從而更有效地實現儒家的道德和政治理想。” 在荀子生活的戰國時代,荀子意識到儒家學說挑戰重重,也意識到他的責任就是要保衛並重建儒家學說。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說:“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就是說他的傳旨是通過記寫孟、荀的事蹟,肯定他們的“明禮義”、“絕利端”的思想學說,並說明這種思想學說的淵源及影響。

司馬遷高度概括了諸家思想,以思想學說、為人兩方面對荀子作了比較客觀、公允的評述。他指出荀子堅守正道,以改造儒學為目的,總結儒、墨、道三家得失,肯定了荀子是自孟子之後的偉大儒者。從“內聖外王”的儒家核心主題看,孟子偏重的是“內聖”一面,是理想主義的高蹈風格,而荀子從務實的現實主義出發,對“外王”問題進行思考,“孟子是從當然之理入手,就先驗層面辨析人之為人所應有的超自然性,得出性善論,再從此先驗普遍之善出發,演繹出各種不同層面的行政程式。荀子則轉而從經驗層面入手,立足於人作為自然一部分的前提進行綜合歸納。” 但也有學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見,郭志坤在其《荀子評傳》中認為荀子是“學儒而背儒”,荀子創立的是自己思想體系的學說,即荀學。

從《荀子》篇章看,荀子對孔子學說的繼承、對儒家經典的傳授是以儒家思想為出發點,其解蔽百家思想也是以吸收和繼承儒家思想為出發點,因此荀子無疑是及孟子之後的又一偉大的儒者,荀學在儒學發展史上也有著不可磨滅的作用與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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