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是學者研究春秋史乃至先秦史最重要的史書。它記載了春秋時期周王室和各諸侯國的大事，成為後人理解春秋歷史最重要的依據。《史記》中春秋部分的內容也是春秋史研究的重要參考。因此，對《左傳》和《史記》中的史事進行考證非常必要。對同一史事的記載，《史記》往往會與《左傳》有矛盾，而且《史記》自身也有矛盾。學者雖然發現了問題，也試圖解決，但因為史料的不足，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在這種情況下，新材料往往能對問題的解決起到推動的作用。不過，新材料的記載雖然會帶來新的認識，但是新材料也不一定正確，其可信性需充分論證。如何判斷哪一種記載更可信?在研究春秋歷史時，當這些材料互相矛盾時應如何處理?這是歷史研究者常常遇到的問題。本文試圖綜合《左傳》、《史記》、清華簡《系年》中的材料，對晉成公七年扈之會及相關史事梳理考察，以此說明如何判斷史料的可信度以及如何處理《史記》與《左傳》的不同之處。
一、梳理《左傳》《史記》的說法
扈之會及相關歷史事件發生在公元前600年，這一年是晉成公七年、魯宣公九年。其記載見於《春秋》《左傳》《史記》。先來看《春秋》和《左傳》的記載。
將《史記》這兩類說法與《春秋》和《左傳》對照，可以發現，《楚表》《鄭表》這類的說法與《春秋》和《左傳》宣公九年冬天楚伐鄭、晉郤缺救鄭相同。《晉世家》《晉表》這類卻與《左傳》對宣公九年九月扈之會的記載不一致。據《左傳》，晉因為扈之會陳國未參加而伐陳，並沒有救鄭伐楚之事。也就是說，晉為扈之會伐陳與冬天楚伐鄭、郤缺救鄭為兩事。但是據《晉世家》《晉表》，扈之會陳國沒有參加，晉因此派荀林父伐陳，伐陳是為了救鄭，並與楚發生戰爭。
二、列舉學者對問題處理的代表性意見
《左傳》與《史記》對於該事記載有差異的現象早已引起學者的注意。清人樑玉繩根據《左傳》來衡量《史記》的說法，認為《晉世家》的“伐陳，因救鄭”有誤，是把《左傳》九月的伐陳與扈之會後冬天的楚伐鄭、晉救鄭混為一談。
三、據清華簡《系年》重新考察相關史事
清華簡《系年》為我們重新考證傳世文獻提供了新的材料。《系年》共二十三章，記載西周、春秋以至戰國的史事，可以補充糾正《左傳》《國語》等傳世文獻，內容十分重要。
綜合《系年》《左傳》《史記》對扈之會的記載，與扈之會有關的史事應該是：楚莊王十四年會諸侯於厲，鄭襄公自厲逃歸，楚莊王伐鄭，晉成公因此於扈會諸侯以救鄭。陳畏懼楚國，沒有參加會盟。晉派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因救鄭。楚師未還，晉成公卒於扈。
上文分析的是楚因為厲之會鄭伯逃歸而伐鄭，晉舉行扈之會以救鄭，其中扈之會發生的時間是魯宣公九年九月。《左傳》還明確記載該年冬天楚伐鄭、晉救鄭：“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棼。”《楚表》《鄭表》顯然是引用這個說法。這是楚第二次伐鄭，當時正處於楚莊王爭霸時期，晉楚兩國對鄭國的爭奪非常激烈，伐鄭的頻率很高。《左傳》宣公十一年說“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表明楚自厲之會以來沒有讓鄭真正服從。說它第二次伐鄭仍然是由於厲之會未得志的緣故，是可以講通的`。
四、三種文獻之間記載的解釋
楚在魯宣公九年有兩次伐鄭，第一次是楚莊王因為厲之會鄭伯逃歸而伐鄭，晉成公因此會諸侯於扈以救鄭。陳沒有參加，晉派荀林父率領諸侯之師伐陳，因救鄭。第二次是晉成公卒後，楚在冬天再次伐鄭，晉派郤缺救鄭。《春秋》和《左傳》宣公九年記載的扈之會只說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但實際上扈之會的起因是楚伐鄭，伐陳的最終目的是救鄭。《左傳》所說的“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是楚在此年的第二次伐鄭和晉的第二次救鄭。《史記》的記載分為兩類，這兩類並不矛盾。《晉世家》《晉表》反映的是晉為扈之會伐陳救鄭，只是沒有提及楚因為厲之會伐鄭這個前提。《楚表》《鄭表》反映的是楚第二次伐鄭，晉因而派郤缺救鄭。《系年》體現的是楚第一次伐鄭、晉為扈之會以救鄭。
五、如何對待《史記》與《左傳》的不同
由於《史記》中春秋部分的很多內容依據《左傳》，再加上《左傳》長期以來牢固的經學地位，很多學者認為《史記》的史料價值不如《左傳》，凡是與《左傳》有衝突的地方都認為是《左傳》正確而《史記》有誤。上文所舉的這個例子也促使筆者思考這個問題。《左傳》只提到扈之會伐陳，《晉世家》《晉表》提到扈之會伐陳、救鄭，《晉世家》在“因救鄭”、《晉表》在“伐陳救鄭”之前都沒有交代晉救鄭的背景，未提及有國家伐鄭，這是其疏忽之處，但是如果不是先入為主地認為司馬遷混淆而誤，從《晉世家》“使桓子伐楚”“與楚戰”這些話是可以看出一個問題的，那就是在晉要救鄭之前肯定有楚先伐鄭的起因。《晉世家》楚伐鄭、晉成公會諸侯於扈、救鄭與《系年》簡文的一致說明，司馬遷掌握了比《左傳》多的材料，此處的記載不是司馬遷疏忽大意以至於將《左傳》扈之會晉伐陳和該年冬天楚伐鄭、晉救鄭混到一起，而是確實有所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