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超越:審美無限性時間意識的生成

才智咖 人氣:1.05W

存在的超越:審美無限性時間意識的生成
  
【 作 者】彭公亮
【作者簡介】彭公亮 湖北教育學院 中文系,湖北 武漢 430060
【內容提要】時間意識是個體基於生命有限性而追求生命超越與不朽的一種生命意識的體現,它構成中國哲學和審美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基於對時間有限性的深切體悟,人類生髮出憂患意識和超越性意識,由此形成無限性時間意識,追求因時而變、依時而動的時間性的超越性存在,追求理想與現實、過去與未來、有限與無限的統一,從而形成審美的無限性境界。
【摘 要 題】文藝新視野
【關 鍵 詞】時間性/時間意識/憂患意識/有限性/超越性
【 正 文】
  中圖分類號:J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02)11-0033-03
    一
  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其積極的表現之一在於人不僅能意識到他與外在物件的區別(人與物、人與外在世界的分離,這種分離即是人從原始混沌中獨立的開始),而且意識到時間對其生命的限制是那麼具體而且充滿著悲劇性。生命的悲劇性意識不僅體現為人對自己力量渺小的意識,而更重要的是意識到生命存在的時間性限制,即生命的有限性。由此,人才發展出對這種有限性進行超越的渴望,並由此在有限性生命存在中尋求無限性的發展的空間。“時間實際上是人的積極存在,它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的空間。”[1]因時間意識而發展出超越性和永恆性的意識,是審美時間意識的根本精神。
  中國的時空意識源自原始神話思維,它體現為“以‘昆’和‘昔’兩字為垂直軸線的時空系統和以‘旦’與‘’兩字為水平軸線的時空系統。”[2]由這種神話宇宙模式的時空系統,中國文化發展出具有哲學意義的二元對立價值系統和象徵系統:光明與黑暗、永生與死亡、陽與陰、男與女、動與靜、實與虛、有與無、正統與非正統、中心與邊遠、明與昏(不明)、南(陽、男性、帝王之空間格局)與北(陰、女性、王后之空間格局)。
  有限性的意識在老子思想中發現出“常”、“久”的時間意識。(注:《老子》書中“天長地久”、“故能長生”(第七章),“不可長久”(第九章),“覆命日常,知常日明……道乃久,沒身不殆”(第十六章),“常德(第六章),“不失其所者久”(第三十三章),“可以長久”(第四十四章),“常足”(第四十六章),“知和日常”(第五十五章),“可以長久”,“長生久視之道”(第五十九章)等等。)老子思想中的“觀始”、“觀妙”、“觀復”、“觀前”、“窺始”、“慎始”、“知始”都與時間性生成相聯絡。
  在《易傳》(注:《易傳》中“時”字共五十七見。如《彖·睽》:“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彖·革》:“天地革而四時成。湯山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中也以“位”、“時”、“中”突出時間意識和空間意識。所謂‘位’、‘時’、‘中’有這樣的意義,就是說,若果一事物有所成就,它的發展必需合乎它的空間上的條件(‘位’)及時間上的條件(‘時’),其發展也必須合乎其應有的限度(‘中’)。易傳認為事物的發展是和時間、地點、限度聯絡在一起的。[3]《易傳》中闡明瞭宇宙、人事的“窮——變——通——久”的變化過程。這個過程意味著它並不是永恆不變的,而是永恆地依此迴圈以至無窮的變化過程,如同四時之永恆的變化。“生生不已”、“生生不息”為《易傳》之核心。《易傳》對“時”、“時機”的深刻領悟,使中國人的審美意識立足於“當下”而追求永恆。
  《易傳》的時間是經由陰(——)陽(——)相互引發,經處於時機的通、變而開啟,並領悟到的“天時”,此“時”之生生不息的流化亦為神。“《易傳》所理解的‘時’不是物理自然的時間,也不是外在目的論意義上的歷史時間,而是在錯綜變化的摩蕩趨勢中所構成或媾合而成的原發時間。……原發時間或‘易時’絕非線性的,也不只是形式上迴圈的,而是氤氳醇化而生的時境、時氣。”[4]《易傳》之時間是流動和化生並神妙莫測,依當下之時機“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繫辭下》)。這種時間是一種“時間境域”,並依自身領悟其變化趨勢而顯出“時機的開放性”。
  《易傳》講時,體現一種有限性意識和憂患意識,“《易傳》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王事邪?是故其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繫辭下》)正因為這種時間意識,有限性意識和憂患意識,才生髮出永恆不殆追求無限的剛健氣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卦·彖傳》)“不息”則意味著永恆時間中追求永恆。此種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在中國思想史上有著深遠意義,也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審美意識的根本內涵。
  莊書中言“時”達七十多處。“莊子頗能從宇宙的廣度來審視‘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的境遇,以為‘時有始終,有變化’,世事是‘無時而不移’的(《秋水》),因而喚醒人們‘面觀四方’、‘與時訊息’。面對死亡問題時,要能培養‘安時處順’的態度。在應世方面,莊子學派提出了‘應時而變’的主張”。[5]事物依其常勢而自然而然,即自身因其本性而成其為自己。這種順應自然,即為應時,也即是在變化中,即為“通”,(《莊子》中“通”字共出現五十多次)而成其“道”。“道”的屬性之一即體現往復、回覆,即源始性時間狀態。“周行而不殆”的“道”在源始性時間自成、自化。
  儒家從孔子的“天命觀”到“中庸”的“時中”同樣包含有對時間的深刻領悟。對於孔子,中庸的終極含義就是“時中”,即“隨時以處中”。中庸乃指平常的行為,即隨時隨地為每一人所應實踐,所能實現的行為[6]。而此實踐行為,在時間過程中,因時因地而不偏、不易,因此,僅言中而不言庸,則中僅懸空而成為一種觀念或一種絕對之標準。庸而中則是一種時機化、原生性的境域——時中,在實踐(用)的過程中,隨時隨地,因“時”而中。沒有絕對的善和作為“標準”的“中”,而只有在“庸”的過程中,而趨向(時間性生成)——趨時而動、因時而變——一種善的(仁、禮)的境界(時中、中和)。
    二
  如此看來,在中國古典思想中,天地萬物變化、發展的內在規律構成源始性時間意識的內在維度,是人的活動的內在構成性維度。源始性時間意識(非物理的時間意識)是一種意義、價值開顯的境域。此境域非線性時間構成狀態,而是因此時間性的化生,而使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被顯現的一種時間境域。它非現成的存在狀態,而是溝通過去、現在與未來並永遠以未來(趨時)而彰顯現在的一種時間性境域,即它指向未來的意義的無限性生成並對當下時刻具有意義,同時又不斷超越當下時刻的一種開放性構成。
  對於審美意識的生成而言,中國思想中這種源發性時間(原發時境)具有兩方面的意義。
  一是有限性、憂患意識的彰顯。從現在時刻而言,任何存在只能是在現在這一特定時空中的存在,因而也必須受到制約、束縛,甚至與時相背。此種有限性意識不單純是物理時空中的生命自身的有限性,更主要地是指對某種存在或行為的必然無知,因為,你只侷限於現時而沒有對事態的發展趨向作出超前的判斷(意識)。人對這種時間侷限性的意識更甚於對生命自身自然性存在的侷限性的意識。正是這種有限性、憂患意識,人才不斷地進行謀劃,併力求使這種謀劃更能“與時偕行”,並在與“時”契合的謀劃中體驗到神性(神機妙算)——實踐的合目的性與實踐過程的合規律性趨向統一。
  二是指未來時間意識的超越性生成。正因為現在時刻(當下時候)的有限性,人總是力求超越於當下時刻,而從未來時間的角度來進行謀劃。謀劃不是站在現在時刻遠觀未來,而是站在未來、超越性的時刻來近觀現在,它是屬於未來的、理想性的,而非現在、現實性的。
  審美時間意識正是敞開未來的時間意識而使有限個體意識到未來的超越性生成,意識到無限性境界的發生,以未來的美好、理想性生成來消彌現實現在時刻的悲劇性。換言之,審美時間意識是永遠趨向於、發生於未來的時間境域中。此種超越可謂是時間上在先的,但此種“時間上在先”的超越並不是指“在時間之先”或在物之前,在物的時間性存在之先;而是指以未來時間來觀照現在,是一種價值性的設定或可稱為體驗性的超越、意識的、時間性的超越。就超越的本身或超越主體而言,“中國傳統重天人合一,重生存、生活,人作為知、情、意之整體生存於天地萬物之中,與萬物融合為一體,人在這種‘一體’中所體驗到的,不可能是外在於人和外在於物的東西,而只能是內在於人和萬物之中的東西,因此,人通過體驗所尋求到的本根,雖然是超越的,但它仍在具體事物之中。”[7]但“人不能老停滯在有限的個體事物之上或有限的個人之上,也就是說,不能執著於事物的有限性或個人的有限性,而應該從流變的宇宙整體以觀物、觀入”,由此,則是從未來時間維度上對現存的、現實的人或事物進行謀劃,使之“站出自身”而從未來時間、超越性時空中去尋求今天的現實與過往的歷史和未來的期待融合為一體,從而形成一種境域、一種境界達到無限。
  方東美曾言:“時間之變易乃是趨於永恆之一步驟耳。永恆者,綿綿悠長,亙古長存;逝者未去,而繼者已至,為永恆故。性體實有,連綿無已,發用顯體,達乎永恆。”[8]
  時間既為生命的侷限,但同時它更是生命超越的敞開境域,換言之,唯有時間的永恆流變,才使生命無限性地趨於無限境界,時間意識是生命覺醒和審美意識的重要體現,也是審美追求的重要體現。
  審美追求的是在實踐活動和現實生活中生命存在的一種價值性追求。人因這種追求而從有限性存在中超越出來,一方面消除生命存在的有限性和侷限性,另一方面,對人自身進行一種價值提升,使生命本身因事實性的沉淪而遭遇的生命悲劇性轉化成生命追求無限的一種價值行為。無疑地,審美追求本身是一種無限性的過程,並只有在意識到的無限性中去追求無限才是生命的真正的自覺。盲目的、本能式的“量”的無限性的動作或行為本身是非審美性的壞的無限。意識到的無限性就主體意識行為本身而言,體現為審美的無限性時間意識,它是審美的時間意識的真正體現。生命活動本身和實踐活動的無限發生是審美無限性時間意識的本源。
  審美的無限性時間意識是對生命活動和勞動實踐活動的無限性的意識,即主體能夠感悟到生命活動和勞動實踐活動的無限性,並使主體的心理時間在生命感悟中從一般知覺經驗的時間意識上升為審美的時間意識,並經由心理境界與心境中的物件無限性地契合、圓融,從而成為無限性的時間意識。
  無限性的時間意識到一切外物物件和人自身納入意識的無限性之中,其顯現的不是物之形象和自我存在的`客觀性質,而是顯現其真實存在,即存在之意義和價值。換言之,只有處於無限性的時間意識的生成中,事物存在和人自身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才得到顯現。在無限性時間意識中,一切物件的存在和人自身的存在,雖然由經驗和現實出發,雖然它並不一定要捨棄現存狀態的固有形貌,但卻不為經驗和現實所限制,而是突破一切現實的(心理的、生理的、外物的)羈絆而超越到理想的境界。這種理想境界既蘊含高度的真實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同時也達到高度的超越形態;但此種超越形態、高度價值卻可以回返到現實世界中落實,使理想逐漸變為現實,而不只是懸浮在空中。在審美的無限性時間意識中,理想與現實、經驗與超驗、自然與人生並不脫節,而是因為人在現實中的存在使此種時間意識成為個體的內在意識而使此種最高價值、超越形態落實到個體生命存在的具體過程和境遇中,落實在個體生命的現實活動中或成為個體生命最內在的人生體驗、人生感悟。一片樹葉、一根枯藤、一片斷垣殘壁、一葉孤舟,都能在這種生命的無限性時間意識中成為生命超越的表徵或成為生命超越的無限境界。
    三
  從個體生命存在角度看,這種無限性時間意識它不是實在論的時間意識。對於實在論或物理時空而言,個體的時間延續是有限的;但從價值論觀之,則個體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可以無限地生成,生命能永恆地活著、存在著,並能無限性地生髮新的生命價值和意義。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屈原的上下求索的人格境界、陶淵明的“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的曠達、蘇格拉底的“正義”人生的追求等等並沒有隨著他們個體有限感性生命的終結而消失。恰恰相反,它們隨同他們的信念和永恆的追求一同隨著時間走進我們的心靈,構成我們時間生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限的生命個體追求無限、永恆,正是無限性時間意識在個體生命存在中的覺醒和這種覺醒的集中體現。也正是個體的無限性時間意識的生成,個體才能真正面對現實,克服死亡意識和有限性意識帶來的生命存在的焦慮,抗拒生命的沉淪。人通過審美活動這一中介向無限超越之時,無限性時間意識就使個體不再象在日常生活時間中那樣,執著於功利得失,或沉湎於日常時間感覺的焦慮,而能夠超出過去時間的侷限,把過去、現在一起帶入未來,以價值理想貫注於現實人生之中,追求個體生命的審美性生成。
  從人類總體存在角度看,無限性時間意識它是整個人類生命活動和生命精神的永恆流注。人類生命的生生不已和人類活動的無限延伸,既使人類能徹悟時間永恆的奧祕,也能使人類洞察宇宙、人生意義的真諦。正是因為人類永恆、無限的存在,能夠超越任何感性有限生命而存在著,所以,任何單個個體活著本身並不是重要的,單個個體的怎樣活著和活著的意義、價值才是構成人類永恆的關鍵。正是在人類總體存在的無限性中,每個個體才真正深切地意識到只有在短暫人生和感性現實本身進行不懈努力追求,實現人類總體的進步才能真正實現個體的永恆和不朽。此種歷史感和使命感,便正是來源於對無限性、無限意識的深切感悟。換言之,個體的無限性時間意識只有在人類總體的無限性時間意識中才能真正獲得昇華,只有以人類總體的無限性時間意識朗照個體的無限性時間意識,個體生命存在才能產生真正的歷史感和使命感。也正因為如此,儒家理想精神“都是在揹負過去、指向未來的人事奮鬥中去領悟、感受和發現存在和不朽。超越與不朽不在天堂,不在來世,不在那捨棄感性的無限實體,而即在此感性人世中。從而時間之意識便具有突出的意義,在這裡,時間確乎是人的‘內感覺’,只是這內感覺不是認識論的(如Kant),而是美學的。因為這內感覺是一種本體性的情感的歷史感受,即是說,時間在這裡通過人的歷史而具有積澱了的情感感受意義。這正是人的時間作為‘內感覺’不同於任何公共的、客觀的、空間化的時間所在。時間成了依依不捨、眷戀人生、執著現實的感性情感的糾纏物。”[9]
  基於人類總體的無限性時間意識,個體才不單純追求個人的幸福、快樂,而是追求人類、整個生命的精神的和現實的解放。當這種過程的無限性展開內化為個體生命的自覺追求才真正達到審美的無限境界。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47).532.
  [2] 葉舒憲.中國神話哲學[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19-20.
  [3]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M].人民出版社,1983.
  [4] 張祥龍.從現象學到孔夫子[M].商務印書館,2001,207.
  [5] 陳鼓應.易傳與道家思想[M].三聯書店,1996,35.
  [6]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M].上海三聯書店,2001,99.
  [7] 張世英.天人之際[M].人民出版社,1995.
  [8] 方東美.生命理想與文化型別[M].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269.
  [9] 李澤厚.華夏美學[M].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92.

論文關鍵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