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金融恐慌、市場低迷的狀態下,國際會計準則曾經被遮掩的許多問題正加速暴露出來。文章首先分析了國際會計準則存在的幾大致命缺陷、產生的原因和嚴重影響。其次探討了解決會計準則“國際化”與“國家化”矛盾的根本措施。
【關鍵詞】 公允價值;國際會計準則;金融危機
如果不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可能極少有機會讓大家反思國際會計準則的缺陷和問題。國際會計準則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在中國與國際會計準則接軌的那一刻起,我們就應當充分考慮國際化與國家化之間的巨大矛盾,要作好接軌事前的風險預測工作,而不能“事後諸葛亮”;更不能在危機時刻採取鴕鳥戰略,甚至飲鴆止渴。
有許多人把國際金融危機歸咎於衍生金融工具創新風險和金融監管滯後,但筆者願意從國際會計和審計角度探討一下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即國際會計準則本身存在的嚴重缺陷。以下筆者就國際會計準則凸現的幾大致命缺陷進行分析:
一、公允價值能否真正保證公允、合理?它會給全球金融市場乃至全球商品市場帶來哪些致命影響?
(一)公允價值的取得途徑分析
國際會計準則提出獲取公允價值的三條路線:一是如果存在活躍市場,則交易價就是公允價值的代表;二是如果市場不存在相同產品的成交價,則類似產品可觀測到的成交價就是公允價值;三是上述兩條路線失效,則需要對產品進行價值評估來量化其價值。
從公允價值獲取途徑分析,它具有“市場客觀性”和“主觀判斷性”雙重屬性。這種雙重屬性和兩個標準的最大問題就是容易導致“估值偏好”主觀上的正面和負面效應。實際上,這種估值偏好也正是金融工具本身所具有的“助推效應”。如果市場條件越好的時候,證券及資產價值越容易被高估,相反,越是市場條件惡劣時,證券和資產價值越容易被低估。
以金融資產為例,國際準則規定,以公允價值對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進行初始計量和後續計量。從某些方面講,公允價值確實增加了投資產品的公開透明性和公正性,也有效預防了金融機構和交易人員以成本價掩蓋市場價格下滑的會計舞弊風險。但是,關鍵問題是我們如何獲取公允價值的資訊。
(二)公允價值的計量給全球資本市場帶來的影響
我們從會計環境、全球資本化程度兩個方面分析。首先,公允價值計量標準完全受到本土會計環境和資本環境的影響。如果在活躍市場與不活躍市場兩個環境(一個是純粹競爭性的資本環境,另一個可能是有條件競爭或約束性競爭的市場環境)基礎上分析,前者可能以公允價值獲取途徑相對更容易、更具代表性,後者可能以公允價值獲取途徑相對更艱難、更具個案特徵。當然我們並不是說美國的會計環境一定適合公允價值;而中國會計環境一定適合成本與市價孰低。實際上,無論以公允價值計量,還是以估值模型計量,甚至以成本與市價法計量,首先應當考慮自己國家或企業的基本會計環境。例如,本國的市場開放程度、資本流動規模、會計資訊透明公開程度、有效的市場調節機制等都構成基本會計環境和資本環境因素。我們如果脫離這些環境因素,一味、盲目地肯定國際會計準則,將會得到極為慘重的教訓。其次,由於公允價值不合理給全球各國造成的影響,還受到各國資本化程度的約束。也就是各國資本融入全球資本總量的多少和比重。有一種物理現象稱為“共振”,全球金融危機也與共振有關。國際會計準則有關公允價值計量類似於一致的“口令”,如果各國資本化程度越高,本國會計準則融入全球化的程度越高,則全球金融動盪給該國家造成的損失就越大。反之道理亦然。當然,我們不能在全球金融動盪時,把國際會計準則給各國帶來的負面影響看得過於消極,市場失靈畢竟屬於短期現象。
我們不能總在“市場有效”時分析公允價值問題,應當考慮國際會計準則在什麼樣的市場條件下、當市場失靈到何種狀態時,可以暫時放棄公允價值,選擇一些替代方式對金融資產、負債或損益計量。筆者認為,我們應當把金融行業的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對各種會計要素的影響,納入國際會計準則調整體系。只有這樣才能實現“進可攻、退可守”的靈活戰略。
二、國際會計準則因為公允價值計量所導致的估值偏好的.正負面效應,存在著以下幾種缺陷
(一)由於國際金融動盪,使金融機構資產和負債的公允價值嚴重喪失了會計的一貫性
任何一個資本市場(包括美國)都存在著“市場有效”和“市場失靈”兩種情況,但是,當市場高漲時,因為交易價格偏高,也就容易導致相關產品價值的高估;相反,當市場低迷時又會導致產品價值的低估。同時也表現出在市場交易不活躍,證券或資產需要估值模型定價時,真正合理的價值內涵是不容易發現的。例如,各種不同模型結構差異、各種影響結論的變數差異,使最終估值結論完全帶有主觀隨意性。這就產生了“模型風險”。
(二)嚴重降低或化解了金融機構的抗風險能力
在市場活躍時,以所謂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產品利潤豐厚,管理者往往盲目樂觀、大膽冒進;股東投機慾望也更嚴重,結果導致各種金融風險不斷上漲。一旦市場看空,金融資產價值被低估,依據國際準則,金融機構就要按照資產屬性計提減值準備或減少所有者權益,又將影響企業盈利水平和資本充足率水平,此時為了規避不利影響,金融機構又會大量拋售資產,大家越拋售造成資產估值水平越低廉,如此惡性迴圈,直至銀行破產。
(三)加劇了市場主體和社會公眾的“非理性投資行為”
有些充當企業喉舌的金融分析師和評極機構,在金融動盪時為了規避責任,往往助紂為虐,在極短時間內就會變更同一企業、同一債券的信用等級,這不但加劇了市場恐慌,也形成了負面因素疊加、幾何放大作用。實際上,公允價值應當是在一個完全健康的市場環境下使用的,這個有效的市場必須具備靈活的調控機制和健全的政策體系(當然包括會計政策)。既要防止經濟過熱,也要防止經濟過冷,既不能在市場高漲時“火上澆油”,也不能在市場低迷時盲目看空。
三、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完善國際會計準則
首先,我們從全球金融監管角度,分析會計準則“國際化”與“國家化”之間的矛盾。在金融風暴來臨之前,國際化一直受到盲目吹捧。例如,自由貿易比任何國際援助專案都更迅速、更有效地提高所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自由貿易能促進當地經濟增長。多極化條件下,一切貿易壁壘都消除了,世界是平的,一切能流動的東西都會流動,更包括了資本。但是,有誰能想到,危機時刻全球金融風險也在迅速蔓延、金融危機造成的嚴重損失也不斷從大國或已開發國家,轉嫁給小國或開發中國家。總之,全球金融危機在國際化條件下,不斷加劇了“共振的振幅”,這時的全球金融無監管狀態真正出現了。
其次,解決國際化與國家化之間的矛盾應充分強調全球金融統一監管體系與各國獨立監管的有機協調。這裡既考慮統一監管體系的參與者(即由誰監管和對誰監管),又要考慮如何監管(即監管方式和手段)。只有各國參與者依照統一政策、方式和規則,相互協調之後才能實現最終監控目的。當時,在處理全球統一監管與各國獨立監管模式兩者矛盾時,最棘手的問題就是既要考慮全球利益,又要兼顧參與者的各國利益。實現互惠互利、優勢互補、全球資源合理配置等,這些都是解決矛盾的基本策略。
最後,統一的全球監管要以各國獨立監管為基礎。全球經濟“多極化”分佈關鍵是由於各國的歷史發展和文化傳統差異所導致的。說到底,各國監管差異和會計準則差異都是因為“文化差異”所導致的,文化根基已經滲透到每個經營者和監管者的骨子裡。例如,偏好風險、大膽冒進、過度貪婪、投機慾望強烈;與投資謹慎、經營保守、生活有節制、理性投資,形成了鮮明的文化差異甚至文化隔閡。有鑑於此,全球金融危機當頭,才應更好地注重各國文化協調與溝通,“文化霸權”或“單邊文化”必然使全球金融風暴損失更嚴重。
總之,在世界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現代金融業始終都是一種重要的孵化器和助推器。由於金融行業內在的經營風險和特殊性,所以,為了穩定全球金融執行機制並有效防範金融風險,應進一步強化全球統一金融監管與各國獨立監管的協調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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